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基督教在日本初期传播缓慢的原因

日本在1853年被迫开国之后,积极吸收西方科技文化,但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重要内容和标志——基督教在日本却难以传播。其中固然有日本统治者之前力行海禁,严厉禁止西方传教士深入日本传教的原因,但日本作为儒家文化辐射区及其固有的神道宗教、佛教经过百年的融合已经成为相互补充的思想体系,儒学的现世、功利性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汉文《地球说略》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翻译编著了一些宗教书籍和科普书籍,对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这些汉文西洋科学译书传入日本后,便以和刻本方式翻刻或译述传播开来,在日本普及了科学知识。《地球说略》作为世界地理学的入门书籍曾被日本人广泛地阅读,成为深受欢迎的地理书籍和介绍西洋情况的书籍。     

传教士与妓女

山脚住了一个传教士,山上新搬来一个妓女。自从知道上面住了个妓女,传教士就很不安。传教士常从门缝往外看,看到许多路过的男人,东张西望一阵,然后一扭腰,就偷偷冲上山。“这些淫虫!”传教士暗骂,“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岂知全让我看到了。”传教士也和“那女人”见过几面,女人确实漂亮,朝传教士直笑,好像要勾引传教士,幸亏传教士立刻躲进屋里。“太不像话了,竟然想来勾     

跨文化解读中的知识与权力——《中国丛报》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法律形象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32年创办的英文期刊,是当时西方中国观的重要来源.鸦片战争前,<中国丛报>刊登了大量论及中国法律的文章,但多是批评中国法律,如法令驳杂、法律在实际中很难执行、司法腐败、上诉困难、对外国人极端歧视等.<中国丛报>建构了中国法律野蛮、落后的形象.其中缘由值得探究,其影响也不容忽视.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分析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提高,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并得以蓬勃发展。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有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传教运动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传教士从事高等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

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近代以降,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在方法论上,日本多用直译法造复合词,而中国由于化学元素名翻译的成功,造新字为译名的方法被认为更符合汉语的本质。然而,来华传教士苦心孤诣创制的大量新汉字,最终为日本直译法的复合词译名所取代。中日不同译名创制法对各自语言的近代词汇体系形成之影响表明,对于有限的语音形式,只靠增加记录语言的符号---新汉字,不可能完成新的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传教士对传统教育的审视,使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教育弊端认识;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践,进而凸显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传教士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介绍,为传统教育改革作好理论准备。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及其形成原因

《华西教会新闻》是传教士在华西地区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它刊载了许多有关于中国西部的文章,构成了传教士对中国西部最直观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此刊物的研究,展现了传教士视野中的西部印象,并考察了传教士印象中所隐含的认识论问题。     

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

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通过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60年代初到香港以后,他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王韬对日本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论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的经验

当今日本的法律制度融合了多种外来法律文化,被认为是法律移植成功的典范。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明治维新时期和二战以后,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明治维新时期移植西方法律的历程,从中得出日本法律移植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国情考量;二是,全面移植并注重理论学习的法律技术考量;三是,注重法律教育,强化吸收法律理念。     

日本宗教法治体系研究

作为一个多宗教的东方国家,日本的宗教具有宗教形态多样化、信教人口比重大、教徒结构复杂的特点.日本很早就将宗教事务纳入了法律治理的轨道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逐渐建立起一个涵盖了宪法及基本法律、特别法律、内阁政令、国际公约等多个层面的宗教法律体系,同时也通过相对完善和有效的法律实施,使宗教法律体系确立的抽象原则和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具体化,从而为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宗教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宗教法治模式坚持以法律为主导、以政策为辅助的调整方式,且具有法律制度健全,辅助机构完善,司法解释与时俱进的特点,从而使得日本的宗教事务法治化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对于日本的宗教法治体系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将为中国宗教法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相比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美国商船,直到1830年才有美国第一批传教士来华,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美国东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美早期贸易关系中,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念的分化及传教阵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等都将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与作用多元化了,这为系统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新的切入点。     

略论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汉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历史,虽称不上古老,但也并不年轻,中世纪大航海的探险及传教士的东来所产生的反馈之一,便是数百年以前在欧洲大陆上出现的汉学研究。日本与     

论日本近代的法律移植

明治维新前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情况加之日本法制的落后状态促使明治政府移植西方国家先进的法律制度.经过全面、多元、注重本土化的法律移植,法制近代化在日本得以确立,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后世影响颇大.日本近代的法律移植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亦具有积极的启示.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小约翰·科布博士简介

小约翰·科布(John B.Cobb,Jr),作为家中的最小孩子生于1925年2月9日,他的父母在1919年到1965年间身为日本的传教士.他从出生到1940年期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此后,年轻的科布自己搬到乔治亚州,并在那里上了高中和一个初等学院Emory College(即现在的Oxford College).就是在那时,二战爆发了.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活动考

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并且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呈现出与天主教传教士极为不同的面貌,他们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书写打上了深刻的新教烙印。由于时代原因,摩拉维亚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描述和评论普遍存在负面化甚至妖魔化的倾向,摩拉维亚传教士的活动所带来的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极不均衡。不过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藏民族中传教的历史也为研究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