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统治罗斯初期政教关系的变化

蒙古的入侵和统治使罗斯的政教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蒙古入侵之初,其暴行使得东正教会与封建王公同仇敌忾;蒙古在罗斯确立统治后,加强对教会的利诱,教会转而与蒙古统治者建立联盟,同时教会利用蒙古、封建王公发展自身势力,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达延汗即位前夕蒙古社会的政治形势

蒙古社会的政治斗争,自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呈现出极其纷繁迭宕的复杂情况。特别是自卫喇特部的脱欢、也先登上蒙古政治舞台实际统治蒙古十几年以后,蒙古社会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相应的蒙古社会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变化。“臣弑君”打破了非正统封建主不得取代蒙古孛儿只斤家族统治的传统,打乱了蒙古人中的正统思想。在一个时期内,“臣弑君”,君戮臣的局面交互出现。一直到达延汗即位,蒙古社会才又稳定地转入正统思想和正     

厄鲁特蒙古历史变迁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厄鲁特蒙古的名称、分布及其人口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兴起、发展和变化的一些情况,可从一个侧面来探索厄鲁特蒙古的历史,进而深入研究蒙古史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古老的一个支系,是蒙古族的组成部分。元代称它为“斡亦剌”,明代称它为“瓦剌”,清代称它为“额鲁特”或“厄鲁特”。元朝灭亡后,蒙古诸部从中原地区退居到大漠南北,称“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     

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一)

一、明朝与鞑靼 朱元璋赶走蒙古贵族,恢复了汉族的统治权。兰州地区的民族关系,和过去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番已经衰落,不再成为祸患;蒙古贵族退回蒙古草原,时而分裂,时而统一,与明朝长期抗衡。残元(先称蒙古,后称鞑靼)势力,既是明朝的敌手,也是明代兰州主要的威     

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的影响研究

以30名蒙古族英语专业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英语绘本教学跟踪调查,对比分析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的变化,探讨英语教育对于蒙古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的影响及二者的相关性。     

林丹汗西迁右翼蒙古与后金政治关系

林丹汗东征科尔沁部失利后,面临后金威胁,进行了一次战略转移——西迁。林丹汗西迁,与右翼蒙古的喀喇沁和土默特等部族发生激烈冲突,结果打败其诸部,可是右翼蒙古没有降附于大汗,尤其喀喇沁部与后金建立了联盟联姻关系。于是,后金的影响力从左翼蒙古扩大到右翼蒙古,并组织了强大的满蒙联军,攻打林丹汗及其察哈尔部。这对林丹汗的统一大业非常不利,使之处于更加被动局面,从而满蒙初期政治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蒙古源流》著者思想剖析

《蒙古源流》一书,是萨岗斯钦先生(即清译萨囊彻辰)“思想寄托的史学专著”。时在明末清初,蒙古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北元国灭,后金国兴。著者身历了当时蒙古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和满蒙两族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三重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这一历史过程。蒙古史学家金峰教授著《喇嘛教与蒙古封硅政治》一文和乌兰察夫著《萨囊彻辰思想简论》,业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著者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揭示清     

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

经过明太祖、太宗对北元残余的积极经略,以及仁、宣两朝对蒙古降人的招抚,到正统初年,入居中原,尤其是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的蒙古降人已相当可观。这些人在土木之变中的情形如何?土木之变前后又有哪些变化?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明初明朝对蒙古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并就教于史界先师。     

何谓"以界蒙古"——清初设置柳条边与蒙古之关系再探讨

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

13世纪初,罗马天主教就开始与蒙古接触,罗马教皇曾派方济各会会士面见蒙古大汗,劝其停止征战;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也曾让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前往蒙古军队送信,以联合对付伊斯兰教国家,但都未成功。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元朝以后,却又主动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天主教士来华,于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传播和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在漠北蒙古的影响——以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地位变化为例

“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作为清朝统治蒙藏地区的一项基本政策,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在清朝前期,这一政策对于清中央政府巩固在漠北蒙古地区的统治以及打击准噶尔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但在具体实施中,又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适时调整,体现于漠北蒙古地区便是在朝廷的政策作用下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于该地区权威及地位的变化.     

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述论

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期间,由于自身实力和格鲁派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其与格鲁派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双方在西藏政局中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说,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过程,就是其与格鲁派上层在西藏最高统治权问题上的较量过程。     

“小地方大历史”: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再考——基于多语种史料和田野工作

倒淌河蒙古村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北部。海南州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该村境内。关于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以往研究因缺乏运用多语种史料、忽略蒙古族历史的"游牧特征"和田野工作等缘故,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漏。本文基于汉、蒙古、藏等多语种史料的佐证和田野工作,对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主要由三个不同札萨克旗人组成,分别为和硕特南右翼末旗的"居里盖蒙古"、土尔扈特西旗的"托里合蒙古"、和硕特西右翼中旗的"台吉乃尔蒙古"。其中,"居里盖蒙古"和"托里合蒙古"为该村原住民,人口占多数";台吉乃尔蒙古"后来入居,人口占少数。     

关于北元中后期与土默特万户有关的三次析产分封

16世纪从达延汗到阿勒坦汗时期,蒙古社会中发生了三次与土默特万户有直接关系而又规模较大的析产分封。通过三次析产分封,巴尔斯博罗特、阿尔苏博罗特、阿勒坦汗、拉布克台吉以及阿勒坦汗诸子先后成为土默特万户的大小领主。北元中后期蒙古封建领主的析产分封一般是在其生前进行的。但如果某领主早逝,未及为诸子析产分封,他所遗留的部落、领地就会在该领主死后被其诸子析分。北元时期的蒙古社会出现了析分家产中的长子优先权,这是北元时期蒙古社会中析分财产习俗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     

清代达木蒙古史事钩沉

清初驻牧于达木（今西藏当雄）境内的蒙古部落，其属领关系清一代几经变化，随着清代对西藏地方统治逐渐加强，俨然成为清朝中央在西部边防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达木蒙古历史上对于稳定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的主权、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明代兀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女真的关系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蒙古兀良哈之地,史称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原是明朝加强边地统治,防御蒙古南进的重要措施之一,亦即利用兀良哈三卫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其“东捍蒙古”,明初三卫的确为有效地扼制北元和鞑靼部的东进南下做出了贡献,但正统以后,三卫便失去了其“屏藩”的作用.当然,不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明朝的关系始终都不是稳固的.同时,兀良哈三卫与女真关系亦很密切并逐渐发展,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明朝,对东西蒙古势力的消长,三卫本身的发展及女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蒙古萨满教的性质与世界观

近年来,蒙古萨满教不断被人们提到学术论坛,并成为“蒙古学”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 蒙古萨满教对蒙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蒙古萨满教是伴随蒙古族——包括当今被称作“蒙古”的所有古代部族——的整个原始社会和几乎全部阶级社会的主要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之一。因此,它的宗教敦义与世界观对蒙古社会历史、政治、哲学、道德、法律、天文、医学、文学艺术以至风俗习惯等等社会意识的形成发展,均起过重大的影响。虽然,蒙古萨满教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蒙古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但它作为蒙古古代和中世纪统治蒙古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上层建筑之一,作为一种宗教世界观,对蒙古社会生活的一切现实关系都发生过重要的“反作用”。无论是远古时代的蒙古诸部族的历史,或者是蒙古帝国的形成过程,以至后来蒙古帝国的瓦解和黄教传入并确立统治地位等等历史过程,都受到蒙古萨满教的重大影响,并且同它的思想世界观密切联系在一起。仪就它同黄教的关系为例来看,正如道尔吉·班扎罗夫所指出的那样:     

明代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变化

明代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主要发生在后期。其前期由于接连不断的内外战乱,缺乏和平安定的环境,蒙古族与周围各族间不可能正常地交往,大批劳动力在战争中死伤,老弱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既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又缺乏必要的市场,交换不到农工产品。 自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1508—1582)主事以后,经过多年的探索,在本部地区进行经济改革,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积极提倡兴办农业和手工业,使蒙古的单一经济走向多种经营,生产发展,财富增加,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善;同时,又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重建蒙汉、蒙藏关系,战乱减少,社会相对安定,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并为蒙古地区的畜产品开辟了最广阔的市场,交换到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蒙藏汉的经济文化交流,使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19世纪前西方对蒙古的认知

13至19世纪,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群形象三个角度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方位从大致概述性的确定变成经纬度下精准定位,蒙古的人群形象逐渐清晰真实。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的蒙古观念渐趋成型。     

有关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历史的若干分析

十六世纪初,随着达延汗统一蒙古事业的完成,结束了元亡以来蒙古社会“百年内讧”的局面,蒙古高原的社会状况出现了重大转折,整个蒙古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十六世纪中叶,右翼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雄长于蒙古”。他发展了漠南蒙古的社会经济,建立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尤其是池促进了喇嘛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是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对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的历史做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