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政治风格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关于他的政治业绩,论著颇丰。但是他的政治风格,却鲜有论及。 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于史。有人曾问张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

1905年至1906年清王朝末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是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从“变法新政”到“预备立宪”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长期来我国史学界对此没有作过专文探讨;在众多的近代通史著作中,不仅语焉不详,评价亦欠公正。本文谨就其为何有五大臣出洋之举的原因、经过及其对清政府在决定立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略作议析,以求教于史学界。     

清官政治与吏治腐败——从甘、章两参案看李秉衡的吏治观

“清官政治”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理想政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尽管有清一代对吏治无论是从舆论宣传上,还是在治理整顿中,都十分重视,但贪腐已然成为晚清官场的政治常态。“吏治”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清廷上下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李秉衡作为晚清著名的廉吏与疆臣,他对如何整顿吏治,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实践。甘、章两参案,就是其整顿吏治政治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中体西用”与晚清意识形态

「中体西用」与晚清意识形态郝晏荣意识形态在有清一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统治的工具和国家的思想观念,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有两大特色：在哲学上以程朱理学为骨干,在思想上以“君尊臣卑”和“华夷之辨”为核心。历康、雍、乾三世,统治者通过发布上谕、甄别官吏、...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非载泽等所上

近几年来,一些论著在提及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时,莫不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丛刊《辛亥革命》(四)中收录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断言“载泽等”在国外考察期间,曾上奏朝廷,请宣布五年立宪云云。似乎确有其事。然而史料提供的事实证明,此折是有的,但并非“载泽等”所上,而是另有其人,《辛亥革命》的编者却硬把此折加在了“载泽等”头上。论者人云亦云,结果亦错。     

退出-呼吁机制与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

晚清宪政改革可以视为“中国由传统权威政治开始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发展的最早尝试”。晚清宪政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革命取代了立宪?本文运用了赫希曼“退出_呼吁机制”理论重新审视晚清宪政改革。     

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典型个案：刘长佑之研究

“地方军事化”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孔飞力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在讨论社会结构中使用。这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不失为一个更好地考察近代社会变迁特殊性的坐标。文章以此为出发点,对于地方军事化的典型个案刘长估作一考察。主要对他的军事建树、他在晚清地方军事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反映了何种政治现象三方面作了探讨。     

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一种界定:“使外文学”

在近代西方强权外交的背景下,晚清开始向外派驻使臣,这些使臣具有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双重复合性,他们出使异邦,思考中外异质文化的文学创作,是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此现象的整体观照。论文拟将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使外文学",以便从整体上对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做出一个合理的界定。"使外文学"的异质文化书写,表现了创作主体在他者语境中自我认识的深化,并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完善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化融入过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应当在跨学科范畴中加强研究的力度。     

评《晚清政治研究》

鸦片战争促成了中国的一大变局,即时人所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其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动荡和变迁。面对亘古未有的社会转型,晚清统治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变化、不同的政治人物怀抱不同的心态,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赵慧峰撰著的《晚清政治研究》一书,注意视角的多维,对大变局中的晚清政府、晚清统治集团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具体、细致的分析,得出了新颖、合理的结论。尤其是在以下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清新的印象。第一,展示晚清政权、晚清统治集团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跌跌…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八十年代以来的晚清重商主义研究综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经济改革开放,探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日多,晚清重商主义研究即属其一。除以重商名义发表的文章外,同时还有论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晚清重商主义进行专门的论述。重商主义相对于中国行政系统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思想是一个转变,本文尝试对其做一个粗略和简要的述评,以把握晚清转型时的政治经济思潮的转变。一、晚清重商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1、关于重商主义的含义。大多研究者都把重商理解为重视商业之意。在此基础上,宋宁指出:“重商主义”思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以王韬、马…     

“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纪要

晚清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了“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与会者就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演变、特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趋势和如何促进晚清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两者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讨。     

百年前的德国宪法现实——1908年“每日电报”门事件引发的宪法问题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曾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便有德国.而只有考察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宪法学说论争,才能体会到当时德国宪法文本的真意,才能抓住当时德国宪政制度的精髓,才能领略当时德国宪政中的问题所在.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五大洲说的早期传播

五大洲说自十六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地图传播时期”与“文字传播时期”的转换,内涵日益丰富。流传颇为广泛。虽在十八世纪逐渐趋于停滞,但依然葆有对于国人传统世界观念的影响,进而开启了五大洲说在晚清的又一轮传播高潮。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