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绅文化的衰落与乡土社会价值的重建——以刘庆邦的《黄泥地》为例

乡绅文化的发展体现着乡土社会价值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深入分析乡绅文化衰落的原因对于乡土社会价值重建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黄泥地》深刻揭露了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复杂多变的乡村政治以及贪婪无度的乡村经济是导致乡绅文化衰落的根源。重建乡绅文化既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更要解决乡村主体缺失及民众主体感丧失的双重问题。同时,乡绅文化重建不仅是通过何种渠道重建的问题,更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国家身份与教化传统：云南芒市傣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云南芒市傣族地区的乡村教师为例,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不同时期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阐释乡村教师身上的文化冲突。传统教师扎根于乡土社会,在地方上承担教化功能。现代学校教育使教师获得国家身份,进而被纳入国家体制中。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从乡土化教师、候鸟式教师向逃离型教师的转变。乡村教师逐渐脱离乡土社会,其国家身份上的单向度,使其难以有效编制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12-16世纪英国乡绅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

乡绅是英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出现的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乡绅就其构成成份虽然复杂,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多寡有所不同,但是在以资本主义雇佣方式经营农牧业方面却是一致的。乡绅的成长和壮大使英国经济结构、经营方式和土地所有权等都发生了变革,也促使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因此,壮大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推动了英国社会经济变革的进程。     

近代乡绅的商业经营——以绩溪上庄村胡近仁及其家族产业为中心

作为一个乡绅,绩溪上庄村的胡近仁一向以传统文人身份示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弱冠之年便主持本族宗谱的纂修工作,还曾与顾颉刚讨论古史问题。胡近仁乡绅身份的获得和维持,与家族前代所积累的商业资本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新近发现的"胡景隆春牌号"药店商业文书则揭示了他作为商人的另一重社会身份,以及支撑乡绅身份所需经济收入的来源渠道。受徽州商业传统的影响,以文人儒生自居的胡近仁,同时也要兼顾家族产业的经营;而在商号经营陷入低迷时,又通过修谱和出任塾师等渠道获取收入,从而维持亦儒亦商的状态。     

历史的穿越与继承: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形象 ——以《胡不归》为中心的思考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是穿越近现代历史,继承乡绅和圣徒血脉,而成长出的“现代之子”和“新人”形象,他们赓续从乡绅——圣徒——现代新乡绅的人物图谱,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在乡村治理中,现代新乡绅表征了新时代前行处的新质：为民服务情怀、无私奉献公心、协商民主政治等。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安顿乡村自发出现的“现代新乡绅”并赋予他们“合法性”,征召其进入乡村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重写乡绅的维度与限度——论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乡绅叙事

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中,乡绅叙事有一条完整但又明显裂变的发展线索,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乡绅,无疑是乡绅叙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在近40年的重写实践中,重写乡绅主要有四种维度,分别是“故事化”“道德化”、重述历史以及人性剖析,不同的重写维度丰富了乡绅叙事的整体面貌。不过,重写乡绅也存在明显的限度,一是历史观念上的偏至,二是乡绅形象塑造的问题,三是缺少足够的审视与批判意识。事实上,重写乡绅并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命题不是别的,而是书写乡绅身份下的个体生命,以及他们沉潜着的人性世界,也即心灵的世界。     

“乡村儒学”工程的喜与忧

正由尼山圣源书院主导的、以山东曲阜市的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为先进典型的"乡村儒学"工程已经开展了近两年。一群学者定期走进乡村义务讲授孔子文化和儒学经典,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教化,重建乡村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看到曲阜实施"乡村儒学"工程的报道,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一是因为社区教育的内容拓宽了,他们把道德教育和礼仪教育等内容纳入到农村社区教育之中;二是因为     

从摩崖石刻看明代的乡村叙事——以上甘棠村为例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乡村叙事的方式之一,有着勒石为记、传之久远的特点。湖南江永上甘棠村存有11方明代石刻,内容主要包括称颂地方官功绩、歌咏上甘棠村景色、赞誉公共性工程的兴修等,展现了明代内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石刻内容表明,乡绅是明代乡村的核心人物,他们以符合儒学标准的德行引领村民知恩图报、崇尚文教、仁爱至善、造福乡里。一代代村民则在反复吟咏石刻文献的过程中被潜移默化,并将之融入日常言行。摩崖石刻叙事将有形的人物、景观、事件转化为乡村的精神内核,对中国古代乡村的长期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乡绅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新探

改革开放至今,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有了显著成效,而新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相对之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本身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城市对农村先进因素的吸引性上。应该正视乡绅在近代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努力探索乡绅文化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可行性,使之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乡绅文化面临诸多困难。     

“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立体呈现南方乡土日常生态的基础上,正面铸造“乡绅形象”,展现出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生范式,揭示了乡绅文化通过“人心”影响乡村的精神法则,讴歌了中华文化的德、善基因,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及对“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     

论中国古代乡村政权的双重职能

传统中国乡村政权具有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依法管理乡村赋税、徭役、兵役、狱讼和治安等行政工作;另一方面依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旌善惩恶,推广教化,移风易俗。充分体现了历代王朝“德主刑辅”的治国精神,提高了乡村政权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持了政权的长治久安。     

乡村再建中的“乡绅”——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田野调查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在日本现代社会,"武士"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管理日本乡村社会的是"笃农家"和村落精英,即村落中的"乡绅"。他们是村落自治的主体,各显其能,身体力行,发挥着村民与政府沟通以及引领村民的作用,为稳定、发展村落社会做出了贡献。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调动本地人才积极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而摒弃官方与民间的二元框架,给乡村更多的自主空间,让有志于乡村建设,真正代表农民的"乡绅"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刘克庄的乡绅身份与其文学总体风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诗派"的再认识

刘克庄是晚宋文学整体风貌的重要塑造人.他一生最为主要的社会身份即是乡绅(地方精英),这一身份的最终确立与祠禄官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乡绅身份,在闽中地区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地域文人群体,通过考察这一群体的结构,可引申出对"江湖诗派"的再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刘克庄的文学创作在审美趣味、主题选择乃至写作笔法上产生新变,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学的总体风貌.这对重新梳理晚宋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规民约论纲

英租时期（1898—1930）威海卫的乡（村）规民约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多，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时效性强，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变通性。一般是由居住于该地域范围内的村董、总董以及乡绅阶层共同发起、协商制订的，也有以宗族名义制订的族规、家法类乡规民约，还有一些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制定的。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具有规范、互助和奖惩等功能，它起到了维持威海卫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而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绅人格及其生存常态的突破性建构——论陶少鸿长篇新著《百年不孤》

《百年不孤》超越了乡土文学以倡扬或反思革命文化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乡绅形象塑造,采取融合革命历史与挖掘生活内涵的叙事路径,展开乡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整体把握乡绅群体命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呈现乡土人文结构和生活意境。作品将乡绅置于家族、乡族和国族共同构成的时代环节和历史细节中,探索和重塑其多面性,进而揭示乡绅的价值持守和历史命运。小说以人性的视角发掘主要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和道德持守,有效地将作品意涵拓展到人格探索和人性建构的层面;同时,小说深入挖掘生活细节,展示乡村日常情态,从而获得建构审美意蕴的深度和探索生活境界的广度。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