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募基金的出路及其监管

本文对国内私募基金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提出中国私募基金的出路在于合法化并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在借鉴美国对私募基金监管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私募基金的监管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合法性运作初探

私募股权基金即非上市公开交易股权投资基金.对于企业而言,获取私募股权投资是仅次于银行贷款及IP0的重要融资手段.在国外,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采取合伙制设立.2007年6月开始施行的新<合伙企业法>为我国设立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法律依据,为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发展突破"瓶颈"提供了立法支持.但是,由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专门的私募股权基金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或文件,其中的一些问题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及一系列的合同来解决.     

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私募基金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在私募基金发展初期,其对私募基金监管较为宽松。然而,私募基金自身的发展逐渐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如私募股权基金公募化、财务杠杆的大量使用、私募基金私有化上市公司等。2010年,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加强了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反观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虽尚不足以产生系统性风险,但有必要从投资者保护角度入手建立健全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法律制度。     

私募基金清算风险及监管对策研究

利用好买基金数据库的私募基金数据,从私募基金清算视角考察了中国私募基金以自律为主的管理模式是否起到了自律性约束作用,以及该模式下的风险外溢和市场稳定性隐患问题。研究发现：首先,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以自律为主的基金管理模式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自律性约束作用。其次,高风险投资偏好导致私募基金市场存在风险外溢和市场稳定性隐患,随着基金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风险隐患也随之放大。再次,私募基金投资组合高度依赖股市,限制了私募基金的风险对冲能力。     

论私募基金监管立法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巨额的地下“私募基金”。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有效监管是我国应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与入世后证券业激烈竞争的需要。本文首先解释了规范的私募基金的含义与特征,分析了我国地下“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其次,本文认为私募基金立法应当重监管而轻业务经营控制,并适时推出《私募基金监管条例》;最后,本文提出私募基金监管立法要遵循保护投资者与发挥私募基金优势两个原则,从私募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资格限定等七个方面建立监管法律体系。     

我国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组织效率比较研究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组织制度不同,表现为委托代理结构不同、组织结构功能不同、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同;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形式不同。我国私募基金市场已经成为基金创新的重要力量,应从法制、制度上保障其规范发展。     

制度创新--打造中国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个人金融资产数量的大幅增加,寻找有效的投资途径实现增值是私募基金产生和发展的必然.中国私募基金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笔者认为,当前私募基金存在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修改<公司法>和<投资基金法>的制订,建立中国有限合伙制,承认它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赋予法律地位,并制订游戏规则,建立主体激励与制约机制.     

我国私募基金对公募基金的组织机制探析

从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制度的比较看,私募基金比公募基金存在组织制度上的优势,表现为委托代理结构的优势、收益分配激励机制优势、组织要求优势.而我国公募基金是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器,应在组织和激励方面,改革其不合理因素保证其稳定发展.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理念与路径

私募基金内含推动金融创新与诱发金融风险的功能双向性,行业自律与宽松监管无法遏制私募基金的违规与管理人的贪婪。鉴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在私募基金管理中的核心地位与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以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中心的监管模式逐渐为各国所认知。以私募基金管理人监管为中心,从自愿监管向强制监管模式推进,建立私募基金注册监管与私募发行监管二元模式,细化私募基金管理人准入标准,并强化私募基金投资人的救济机制,或许可以成为我国私募基金纳入法律监管的改革方向。     

论我国私募基金立法的现实性

目前我国大量存在各种形式的私募基金,他们手中掌握着巨额资金,事实上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私募基金在我国仍未获得合法地位,同时对私募基金的理论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法学界对之的关注与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状况都与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实际情况远远不符,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将私募基金的立法提到议事日程。     

私募基金立法探索

私募基金事实上是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潜资金源,但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和保障而隐蔽于地下,已成为证券市场的潜伏危机.尤其在入世后,为适应证券市场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及防范可能的风险,必须正视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发展态势,以法律框架规范私募基金.我国的投资基金立法,应当在审视当前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明确私募基金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原则,为私募基金规范运行及对其有效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我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问题初探

私募股权基金通过私募形式获得较大规模投资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可作出突出贡献。作为一种特定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基金不仅其投资功能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具有一般金融工具所没有的运行低成本、价值回报高等经济优势。但是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现有法律仅解决了其存在形式的合法性问题,而基金的运作、监管、退出等基本没有法律保障,为此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之治理结构

私募基金作为制度创新,其制度优势与其内部治理结构密切相关.有限合伙具有非常适合私募基金运营和发展的治理机制.有限合伙能的把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责任和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相结合,把私募基金经理的人力资本和投资者的货币资本相结合,同时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使得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很好的统一,从而充分发挥私募基金制度的灵活性.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法律分析

随着深圳南海创投基金的设立,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实务中,有限合伙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有着其特有的优势,但目前仍存在法律制度的障碍。同时实务中需要处理好公司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平衡各方的利益。分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合法性及它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以求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及实践作出贡献。     

阳光私募基金证券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阳光私募基金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借道信托以实现合法化的一种尝试.经过这种转化,阳光私募基金转变为信托公司旗下的一种“信托产品”,但真正掌握其投资决策权的不一定是信托公司.投资决策权主体的复杂性导致了阳光私募基金在证券交易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当前的法制环境下,这些问题的解决需使各方主体归位尽责,尤其是投资顾问角色的回归.     

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美国、英国、日本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规则相对完善,在行业监管、监管模式以及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应建立行业协会监管、采取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明确政府审查权限、完善信息披露及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有利于引导和规制其积极健康发展。     

论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的重构

我国私募基金不设托管人或“托而不管”导致管理人侵害投资人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法律地位的定位存在问题,托管人的准入、职能、监督的立法过于粗鄙。因此,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需要重构。重构我国私募基金托管人制度首先应明确托管人作为投资人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应当以强制托管为原则,豁免托管为例外;托管人准入对象应多元化,并应强化托管人的独立性防止利益冲突;在托管人的职能设计上,立法应当细化托管人对管理人准入、退任和运作基金过程的监督,尤其是借鉴美国的经验,为托管人购买过失责任险,让托管人在履行监督职能时没有后顾之忧。     

私募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研究

私募基金在我国已具相当规模,但其运作中存在不少违法违规现象,给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较大的风险。应对我国私募基金进行整顿,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我国对冲基金的发展现状及监管分析

自国泰君安推出首个对冲基金以来,国内各路券商、私募、公募基金纷纷谋划积极转向,与此同时,国际对冲基金也在欧盟严厉打击之下纷纷东移亚洲,抢滩布局中国,2011年中国资本市场将精彩纷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金融监管缺位、法规滞后,一时恐难有效应对这一形势,如何完善立法,加强监管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     

艺术品私募投资基金的成长历程与发展方向

国内艺术品私募投资基金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合资买画模式为代表的的雏形初现阶段,以江浙地区艺术品投资团为代表的准私募基金运作阶段和以和君西岸经典油画投资基金为代表的走向规范化运作阶段。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发行,经过相关监管机构备案,借第三方银行托管资金,定期披露基金运作情况的阳光私募模式显然是国内艺术品私募投资基金的最重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