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略论二程的理欲观

理欲关系问题,是伦理政治原则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着理欲问题,展开过长期的论争。生活在北宋中叶的程颢和程颐,在总结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理欲关系问题,并且将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伦理道德哲学的核心环节。他们的“天理人欲”之辨,在宋明理学中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宋代理学家胡宏的理欲论和圣人论

胡宏(公元1105～1161年),字仁仲,号五峰,福建省崇安人,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思想涉及到理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的理欲论和圣人论较有特色。本文拟对这一思想作一探讨。理欲论“理欲之辨”是理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胡宏理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就在于他对“理欲之辨”作出了不同于理学正统派的回答。这可以从“体”与“用”两个方面来考察。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论王夫之理欲观

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理欲之辩,它发端于周、张,形成于程、朱,发展于陆、王,完善于王夫之。然而,不论是周、张、程、朱、陆、王,还是王夫之,无不都把理欲之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观中,无不提出王道政治,使天下归于仁政,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王夫之时代,围绕理欲中心,各家学说相竞相长。然而,他们总不能超出明清封建社会的窠臼;任何激进的思想也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封建的伦理纲常,当然也不可能提出一套与之对立的理欲思想。尽管王夫之通论诸家,但是,对于时代的园囿,他也不能例外。在恪守封建大义的明代遗臣王夫之看来,汉祖唐宗才是践履仁义之道的风范,而明朝的衰败,正是失仁失义的结果。他以清醒的眼光,一方面对理学进行分析,洞察其中的瑕疵痼疾;另一方面又对李贽等人过火的纠偏思想,产生了忧虑与不安,决心动手解决理欲之辩的新课题。王夫之的思想传统及阶级地位,使他触目现实时,面对清贵族的统治,而痛感“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面对农民起义的风起震荡,而疾呼“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而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他痛心疾首于仁义不行、君道毁坏。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写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夫之身居荒山陋室,怀揣天下王道政治的兴衰。他忧国忧民的心境,不满足偏激之说(李贽)的情绪,拯救理学的愿望,凝于笔端,曾抒发在他的诗词中。且读他的《夜坐吟》:“长莫长,冬夜寒,明霜流空天宇宽。朱灯明,思未阑,昔日之日未足叹,今日之日百忧攒。古人不可问,流俗空漫漫。吾何归,归何叹。明星烂,晨鸡喧,抱孤心,临万端。”忧愤与抱负,全然可见。充分表达了他匡救时弊,继往开来,要建立崭新的理学理欲观的决心。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论薛瑄的人性论和理欲观

人性论和理欲观,是宋明理学主要内容之一,薛瑄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与宋儒之说不同,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宋儒。不揣冒昧,提出自己一些看法,以就正大方。 一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论,历来争论不休。明理学大师、河东学派领袖薛瑄,认为人性有“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看来是继宋儒之说,可细细研究其说法,与宋儒之说实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点。     

伪齐刘豫被废原因考辨

关于刘豫被废原因,史书论述不一,有人认为刘豫被废是“宋人施行反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宋人以向金称臣为条件与金人所达成的“幕后交易”;有人认为是刘豫对金已经无用因而被废,等等。实际上,上述三种说法都不是刘豫被废的主要原因。刘豫被废,主要是因为刘豫被金人拥立为伪齐皇帝以后,卷入金朝派系斗争之中,得罪了宗翰一派以外的大臣,特别是得罪了完颜昌、宗磐一派人物,等到宗翰一派失势,宗磐、完颜昌一派掌握了朝中主要大权的时候,刘豫灭亡的命运就无法避免了。至于“刘豫对金无用”的说法,不过是金人废弃刘豫的一种借口而已。如果说金人的这一借口在金人废弃刘豫的问题上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也是与“宋人施行反间说”和“宋金幕后交易说”一样,最多不过起到一些加速的作用而已,绝对不会起到决定作用。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位置及其超越

"经济人"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和"广义经济人"三个阶段。"经济人"的内涵也愈以拥有了更加贴近于现实市场行为主体的不可证伪性。通过对"经济人"理论的内涵及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引入经济人假设的原因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引入"经济人"假设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即从实践的角度应理性地对待"经济人"理论的适用范围;从倡导"经济人"理论的视角,也应时刻警惕其负面影响;从范畴的外延方面看,"经济人"是一个类概念、总体概念,不能对应为市场经济中的某一个主体来进行研究。这也就需要人们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这三方面来创新和超越"经济人"假设,其中关键是在理论层面找到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在实践层面把握好其应用的范围和适用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有助于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文明史的生态学思考

生态环境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二者之间虽有异有同但毕竟是异大于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环境理论既有某种世界观的功能,又具有某种历史观的功能。用“历史性”消解“人类中心论”,也就是把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建立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即是用“历史性”去规范人类的目的和行为。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审美现代性之"新奇"观的蜕变--从波德莱尔、阿多诺到罗兰·巴特

自波德莱尔以来,"新奇"成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之一.波德莱尔之"新奇"是指艺术家对瞬间呈现的美的捕捉,它标识着主体的"独创性";阿多诺把艺术对"新奇"之物的渴求,规定为艺术对抗物化现实的"动能"和策略;罗兰·巴特的"新奇"则是指"文"的生产性.通过对"新奇"的意义之蜕变的考察,透视出审美现代性展开的脉络及其危机.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孔子和苏格拉底是东西方教育史上最早的大教育家 ,他们留下了很多光辉而宝贵的教育思想和经验 ,如“有教无类” ,“启发教学” ,“因材施教”等等 ,而且 ,东西方两位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分析和比较两位先哲的教育教学思想 ,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和实践仍有指导意义。     

八卦名义说

正确理解八卦名义,有助于理解《易》本义,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国早期哲学。八卦之"乾"字本有向上、上达、刚健、不息之义,与"健"同,故曰"乾,健也";"坤"从申声,象地,其德当为厚,而不得曰"坤,顺也";"坎"谓地面低陷处,水之所在,故以代水,其德当为入,不得曰"坎,陷也";"离"借为"丽",取明丽义,而非附丽义;"巽"为卦名专字,其德当为顺,不得曰"巽,入也";"艮"借为"限"而有止义,本当音限;"兑"为"悦"古字,本当读"悦"。     

从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谈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

孔子从"仁"、"性相近,习相远"、和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出发,为"因材施教"确立了理论基础.但具体的实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如何认识人的差异及具体实施方法是"因材施教"成为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理论和方法的结合才能使"因材施教"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