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的一段历史考察(1979—1982)

香港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冷战氛围中，中国在对香港问题上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方针，即“在适当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进行解决，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且这一战略方针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亦未改变。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于１９７９年首先提出解决香港问题。尽管英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四年间连续抛出了所谓的新界租约“续约”问题、难民问题等，进行多方阻挠，但终遭失败。“一国两制”的构想最终确立了香港问题的解决     

“代议制改革”与香港未来政制——再谈向“一国两制”过渡的第一步”

<正> 政制之争是香港过渡时期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一场长期复杂的斗争;一九八七年关于“政制改革”的大辩论,对这场斗争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中国领导的《基本法》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今年年底将提出《基本法》草案初稿,交香港人讨论;另一方面,港英当局也在加紧推行“代议制改革”,要在一九八七年发表政制检讨绿皮书和白皮书,决定香港“代议制”的方向和一九八八年是否实行立法局部分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     

香港学者的香港文学研究

香港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香港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等等,但主要是文学作品。有相当多的人认为,“５０年代之前,具有‘个性’的香港文学,尚未具体形成”,此前的文学只不过是中国新文学在香港的直接延伸,具有“香港个性”的香港文学要在５０年代以后才逐渐发...     

四十年代的中英香港问题交涉

1942—43年,国民党政府曾试图利用签订中英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机.收回新界租借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围绕香港受降问题,中英之间又开展一次斗争。但由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顽固与蛮横以及美国在关键时刻的背约,也由于国民党集团的软弱妥协及其特殊的政治需要,四十年代的两次交涉未能使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     

香港主权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之后，我国政府按照这一科学构想，同英国政府、港英当局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和斗争，终于在今年7月1日收回了香港主权，雪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开创了香港历史发展的新纪元。香港主权回归将对海峡两岸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前…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收复香港的历史回顾

从19世纪40年代起,前后近0年的时间内,英国依仗武力侵占中国香港地区。100多年来,中国的收复香港地区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八十年代香港新诗述评

作为华文诗歌一种的香港新诗从20世纪50年代“反共复国”的滥情、呐喊,到60年代迈向内心探索,70年代本土意识确立,再到80年代本土诗意识进一步深化和高扬,后现代主义诗作开始出现,香港成了两岸甚至中西诗脉贯通的桥梁,以及“九七诗”体现的彷徨怀疑情绪,有更多的作者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抒写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大时代的变化作见证,说明香港新诗道路越走越宽广,香港诗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更为重大。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及方法论意义

“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因果探析

东方明珠——香港“在我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十九世纪中后期三个不平等条约使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如今根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公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沧桑变化的香港这段耻辱的历史终将在1997年6月30日划上句号而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本着“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给了历史”这一宗旨,本文欲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前因后果试作一简析,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国民政府时期,迫于中国人民反英斗争,英国政府曾于1927年交回汉、浔租界地,1929年交回镇江租界地,1930年交回厦门和威海卫租界地,可是惟独不肯放弃香港这块王冠殖民地。为此,就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间发生正面交锋,国民政府当局屡向英方交涉要求收归,但未遂愿。至抗战爆发后,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此要求更为迫切且态度益趋强硬。这是为什么呢?     

深入浅出 雅俗共赏——刘泽生著《香港古今》评介

<正> 处于南中国一隅的香港,当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区.她从一个边陲的滨海乡村发展为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大都会,成为一颗耀眼的东方明珠.她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以及她所走过的独特的发展历程,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引起一些海外及香港本地学者的关注,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从多方面来剖析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香港的发展经验也值得正在改革之中的内地借鉴.在政治上,中英通过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我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国两制”的设想将成为现实,这必将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香港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这种特殊地位,内地学术界对香港的研究近几年来亦发展较快,尤其在北京、广州等地,“香港学”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在香港的开拓者

曹聚仁于1995年来香港后不久,分别出版了《文坛五十年》正、续编.这可能是香港文学评论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行历史考查的最初尝试.不过在五十年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寥寥无几,把它作为一门学科看待的人更是没有.在香港各所大学,均没有人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即使有研究成果,也大多散见于作家作品评论,或附属于回忆录中.这就是说在大陆开始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时候,香港限于历史条件和研究力量,未能作出相对的回应.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

19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建国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积极态度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开拓创新的重要前提。     

关于内地造“香港”战略构想的若干探索

邓小平同志在6年以前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显然,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的抉择,不仅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涉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其付诸实施,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因     

四十年代初期上海的鲁迅研究概述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国作家团黄药眠、唐弢、柯灵、林焕平、丁景唐、王辛笛、楼栖等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与香港和海外学者一百余人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本文是丁景唐同志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四十年代上海的鲁迅研究工作》中的第一部分。     

近年来内地关于香港史研究情况概述

香港史研究,作为香港问题综合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内地关于香港史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杜定友(笔名丁又)《香港初期史话》(内部发行,113页)一书,是一本关于英占香港初期(1841—1907年)历史的普及性读物。尽管该书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资料来源及篇幅等的限制而对英占香港初期的历史未能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有些史实也尚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对于香港初期的历史概貌、中国人民在香港被占初期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的反抗、斗争,均有所论述。同一时期,内地学者对于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1899年东宝人民反对英占九龙半岛的斗争以及香港考古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广度均远远不够。八十年代以来,内地有关香港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开展。据初步统计,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资料集、回忆录等各类文章近百篇。本文仅就近年来内地香港史的研究情况分若干专题作一简略的回顾,以供研究参考。     

“两论”与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

<正> “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丰碑,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书中批判的主要错误观点,阐述的基本哲学原理,与中国三十年代的哲学斗争、特别是新哲学论战,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两论与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的关系,将有助于利学地评价两论的历史地位。(一) 中国三十年代新哲学论战,是我国哲学领域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较量;爆发于1935年,1936年达到高潮(时人称这一年是“中国哲学界最热闹的一年”),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

李大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至今人们尚未提到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曾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 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是指袁世凯死后特别是张勋复辟以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民主力量对袁世凯的继承者军阀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从1917年7月孙中山正式以“护法”为号召算起,到1923年年底国民党“一大”之前结束,历时达六年多.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充分地吸取了其他先进国家实行民主政     

革胡：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发展路径

在20世纪中国艺术演进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演奏乐器探索中出现的新“物种”——革胡,这些新事物中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论话语的核心问题与内在演进逻辑。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艺术”及它能够承担什么？——这是基于华夏文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艺术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由四个更具体的问题构成：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社会性？中国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两个路径完成,一是为承认而斗争,二是为“满足需要”的“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