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俞樾对《孙子》“卒”字的考辩说起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89页写了这么一段话: 《孙子兵法·势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文中“以卒待之”的卒字,旧注大都训为兵卒之卒,近年来的注本也都采此说。按:此解可商。清人俞樾在所著《诸子平议补录》卷三中,对此卒字曾有考辨,其说曰:“卒字疑诈之误。《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亦以利与诈对言,是其证也。此言敌之未至,则以利诱之,使之从我;及其既至,又必出奇;乃能制     

述东晋王導之功業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伍拾晉書王導傳多溢美条云: 王導傳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門閥顯荣,子孫官秩而已。所謂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懼妇为蔡謨所嘲,乃斥之云:“吾少遊洛中,何知有蔡克兒?”导之所以驕人者,不过以門閥耳。寅恪案,王氏为清代史学名家,此害復为世所習知,而此条所言乖谬特甚,故本文考辨史实,証明茂弘实为民族之功臣。至若斥蔡謨一節,晉書殆採自世說新語輕詆類王丞相輕     

长善与救失

《礼记·学记》中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必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失者也。”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即“长善救失”。     

贾谊《论积貯疏》注译

[原文]: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     

《通诂》释疑举隅

《通诂》乃清人李调元所作。此书何以名“通诂”呢?作者在序中说:“诂史通所难通之语也。”意思是:训释古籍,解释难以解释的词语。因作者“立言必简而该,随手便阅;注疏必雅而典,触目不烦”,故有些训释亦甚费解。今拾其要者,巯义释疑,见其一隅.     

主语谓语之间“之”的词义及其源流

主语谓语之间有一个“之”字,是古汉语中一种常见现象,用例甚多,且出于不同之句型。自马建忠以来近一个世纪,学者们都相继论述过。《马氏文通》卷七“介字(之字之用)”曰: 凡读于起词坐动之间,间以“之”字,一若缓其辞气者然。又凡读为起词,为止词,皆可间以“之”字。读无起词而欲间以“之”字者,必有字以先其坐动,所以为“之”字可间之地也。读有“所”字先乎坐动者,如间“之”字,则不先坐动而先“所”     

屈赋释词序——从解说古书的词句看清末以来治学风气的流变及其原因

屈赋乃二千余年以前的作品,其文句的结构与语词的涵义有与后世不同者。此其故;由于人的思想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人的思想即变了,他的语言自然亦随之而变,语言既变了,他的作品中文句的结构与语词的涵义亦必有所不同。再者,时代是在不断地推移,古涵义与旧结构逐渐不为后人所用而归于遗忘以至消失。因此,后人读古书则必不免以今说古,其间必有不可通者,有不可通而强说之、曲解之则必非古人的本意。盖一词之误必害及一句,一句之误必害及全篇。此孟子所谓“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也。古今学人犯此种过失者以晚明为尤甚。他们因不明古人语言有与后人不同之处,遇著解不通的文句,便以已意妄改古书,并刻其妄说以贻误后人。清代乾嘉诸老有(?)于此,尝竭尽心力,研求古代文字音训以解说古书,是即著名的清代汉学,经史诸子词句至此方得著确切的解说,方不失却古人的本意,其整理文化遗产的功劳甚大,不可没也。然而从古以来,解说经史诸子的人不可谓少,必待乾嘉诸老,一辈接一辈出而后方不害古人的“辞”与“志”,则此     

“勤子屠母”与尸解“人神”——对《天问》“勤子屠母,死分竟地”的文化人类学解析

楚辞最难解者莫如《天问》“户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句,历来其说不一,有以神话传说为据,亦有以史实为据者。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悬揣追溯,母系社会之“神王”当是部落面成员之母,尸解神王而使之“尸分竟地”是我国农耕社会为促进谷物丰收而举行的巫术,进而发展为宗教仪式。     

也谈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证--兼与项义华先生商榷

项义华《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一文对光复会创立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辨误证伪的考辨,并形成相关史实的推定。文章采取史料排比、求同存异的考证方法,也对相关史料做考证,建构光复会创立的相关史实。在此基础上,对项文的考辨提出商榷,意在呈现史料考证的两种基本方法,供学界参考。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浯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屈原列传》通解(续)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何故而至此？”屈原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咦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今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全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已故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     

戒“盈”

“盈”的原意是指满或溢。我们的擅长以形象事物讲抽象道理的先哲,常常以“盈”来比喻自满、自大、自我膨胀等心态和行为,并且谆谆告诫人们要戒“盈”。 古代著名典籍《易经》中就有多处讲到要戒“盈”、倡谦,例如:“人道恶盈而好谦”,“盈,不可久也”,“明大者不可以盈”,“有大而能谦,必豫”。它非常赞赏“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甚至认为“谦。德之柄也”,意思是说,谦虚才是道德的抓手。其它古代典籍对此也多有警辟之论,例如《左传》上说“盈必毀,天之道也”,不容量疑,振聋发聩。至于《尚书》上所说的“满招损,谦受益”,更是妇孺皆知。     

声考声数转变表

此余古声考全稿中之第一部第一表也,自颜亭林知古无“轻唇”钱大昕知古无“舌上”,于是世知古音之必简于三十六母,其后代有補苴余杭大师章先生创“粮”“曰”二组归“泥”之说,(?)黄季刚先生因往说为古声(?)九类,几成定譮,言古声者,至今未能度(?),然诸老先生之所考,拨(?)尚不能密,僅足以明古声有些趋向,而不能断古声之必如是说,及其所以衍变之俞脈。且取材皆秦     

论章句——词学研究之四

积字成句,积句成章,故论词之格局之先,必讲求字、句与章法。词之用字,于音义外,更有添、减、偷、衬之法。于调中本字,不足于意,而添字以助之者,谓之“添字”;减调中本字别成新调,而仍不失本调声情者,谓之“减字”;调中本字,于声觉有未足,而加字以衬声者,谓之“衬字”;约调中之虚声本字别成新调而仍保持本调声情者,谓之“偷声”。词之有“添字”、“减字”、“衬字”、“偷     

《故事新编》与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

<正> 一《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历史小说集。鲁迅自己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八篇作品,其中采用古代题材的情况各异。有取自古代神话,鲁迅曾说:“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又惊叹“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而瑰大之”。五四以来,鲁迅正是“惊异     

“红颜祸水”——“夏姬”形象考辨

夏姬是男权社会里史家笔下"红颜祸水"的典型,《左传》塑造了夏姬"不祥人"的形象,《列女传》定型了夏姬"孽嬖"的形象,而史实证明所谓"色祸"不过是莫须有的罪名。通过对"杀三夫"与"三为王后、七为夫人"进行考辨,可见叔向之母所谓的"三夫"当指御叔、襄老、巫臣;"王后、夫人"之说则是刘向为规劝汉成帝远离女色的夸大之词。夏姬的"红颜薄命",盖因"女子,从人者也"!     

秦可卿何许人也

自从《红楼梦》传世以来,秦可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了红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人物;秦可卿之死更被看成是一个“谜”。对于她,赞赏者有之,惋叹者有之,而贬斥者显然居多数。故秦可卿虽名列“金陵十二钗之末”,却枉担“宁府淫乱之魁”几百载。持这种看法的理由是《红楼梦》第五回上关于秦可卿结局的讖语写着:“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而《红楼梦曲·好事终》也云:“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盐铁论·和亲》注释

[原文]大夫曰:“昔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搜狝振旅而数军实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难。故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而欲罢之,是去表见里,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轻举潜进,以袭空虛,是犹不介而当矢石之蹊,祸必不振。此边境之所惧,而有司之所忧也。”文学曰:“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干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冑而耕耘,锄耰而侯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论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有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一、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论证了“法久必敝,法敝必变”的思想。“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形成主动;“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形成被动。二、他主张大力提倡民权,认为处今日生存竞争之世界,非籍民权无以保国权。三、他重视法理学之研究,认为“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他对法律起源的学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四、他非常重视立法工作,主张立法要为“公”。立法权要由众人掌握,才能制定出“善法”来。不能孤立地制定某一种法律,而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并要特别注意培养行法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