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乐制度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以庄子礼学观为中心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复合.庄子质疑世俗之礼的合法性,认为礼作为权势者实现自己贪欲的工具,导致了礼乐制度与人性的背离.在礼的深层结构即"礼质"层面上,庄子肯定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具有客观性.因而,以"两行"之理,处于因顺与反抗之间,正是庄子对待礼的主要态度.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古代礼学“乐”观念新诠

中华文明又称"礼乐"文明,一般研究者在探讨礼乐关系时,往往认为"乐"就是古代进行祭祖典礼活动时使用的音乐。实际上通过对"乐"的字义分析和传统乐义的辨析,可以发现,音乐不仅是指"乐"的器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来源于人性的好恶的情感,即"乐合同"。"礼乐"并不是"礼"和"乐"的简单结合,而是互根互济的整体,"乐"在古代礼学中并不从属于"礼",而是研究礼时所不能忽略的理论基础。     

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李觏礼乐观辨析

李觏“礼乐观”,既承续了孔子的传统,又有大异其趣之见解。其重内外之统一、倡礼乐之实用、顺人情之自然的主张,以及重视通变疏达、人事功利、礼乐教化等思想,都可归之于极具实用精神的“礼统观”。李觏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制度———实用论者,对宋代儒学与明清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

"绘事后素"与"礼后乎"之论断,是儒家在解读<诗经·卫风·硕人>语句之特定情境下推演产生的哲学和美学命题,是<诗经>特有的文化基因与儒者彼时彼地之智慧与理性相互激荡而进发出的思想光华.从文本训诂看,"绘事"即绘画之事,"素"指素白质地;"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指绘画中巧布众色当在具备了素白质地之后.儒家崇礼,认为礼乃"国之大器";同时认为,礼亦是"文",它必须以仁德--即"质"作为基础和精神内涵.所以"礼后"即"礼后于仁",儒家赋予礼丰富的道德精神.     

二程礼论的性理基础

二程继承了儒家重视秩序的礼学传统,并创新性地从心性义理角度释礼。义理上认为礼依据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天理之序而设;心性上,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即性理是礼的形而上依据,自然存在的气禀之性即生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情,是礼的形而下依据。心性义理构成了礼的本体,性理是礼的本体,礼是性理的发用。理体礼用,理本礼末,理不变,礼因时而变。圣人掌握了礼的要义因此能够做到与理合一,因时变礼,乐在其中;常人通过克己复礼、礼乐教化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背礼的人日践危地,难得安生。二程从心性义理高度谈礼,注重礼的要义,对礼进行抽象化内在化,提升了传统礼学的理论水平。     

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

"礼"渊源于"俗",而又高远于"俗"。"俗"具有全民性、民主性,而"礼"则带有阶级性、等级性。本文所说的"礼",指的是"礼典",即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礼制"。礼乐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在古文献中,有所谓"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记载。来源于民族学的材料与证据表明,此说"渊源有自",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伏牺制礼"之说目前尚难证实。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表明,在尧、舜所处的"五帝"时期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来源于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早在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古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礼",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从《柳文指要》看章士钊晚年的礼乐观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名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过程中,讨论了与礼乐相关的问题。他吸收了柳宗元的"礼乐为虚器"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礼乐观。他指出,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从本质上来看,它专为统治阶级服务;从内容上看,它空虚无聊;从"道"来看,它是枉道的;从产生来看,它是一个积非胜是的过程。章士钊虽然极力抨击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但他并不否定礼乐的价值,认为新社会时期,还是需要新礼乐为人民服务。     

论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思想

儒学与礼乐文化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定位,"致中和"是儒家和谐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及天地万物的关系方面,力图保持事物原有的无限多样性,亦即"和"的理想."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之关系的一种方式.儒家礼乐文化明显地渗透着以"和"为上、以"和"为贵的理想.     

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儒家礼乐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周初礼乐文明制度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源头。孔子继承和创新了西周制度文明的精神,并注入了"仁"的内核,构建了人文主义礼乐观,后经朱子的"变礼宜世",把内核提到"理"的高度,构建了终极意义礼乐观,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体现出儒家思想与时俱进,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学说风格。礼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主流理想,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彻底改变其礼乐思想的基本框架,而是赋予内核新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