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转化与扩张——莫言《檀香刑》与鲁迅创作的互文性研究

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是受鲁迅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在莫言的作品中往往可以看到鲁迅文学的影子。莫言的《檀香刑》与鲁迅创作具有非常深刻的互文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檀香刑》是对鲁迅文学的吸收、转化和扩张。《檀香刑》的酷刑叙述是其突出的特征,鲁迅创作之中也有酷刑叙述。“看客”是鲁迅创造的,莫言也写了“看客”,同时也将刽子手赵甲作为主要人物。《檀香刑》的视角转换是对《狂人日记》视角转换的发展或复杂化。     

释“非汉字符号”

《墙盘》中出现一“”字,诸家多释为“尢”①字。我看尚可研究。 “尢”,“盖亦由陵中的人形转来,足形已失,只作双腿一长一短之状。”② “陵”,甲骨文作或,金文作,象手持刀锯,断人一足。实际是古代的刖刑,也就是膑、、。段玉裁说: “凡古文字,今文作膑。考,司型注、大传注皆云周改膑为;而驳异义云陶改膑为,吕刑有,周改为刖者。,说文作;云,刖也。刖,说文作;云,断足也。然则膑与异制,与刖,制同而字异耳。”③《白虎通》: “者,脱其膑也。”《尚书》大传: “膑”,《吕刑》引作“”,可见膑、、、刖没有大的区别。 “尢”,是“失一足”,“双腿”…     

关于《聊斋志异》中清官形象问题的质疑

在我国古代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运用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有力地鞭挞了他们的贪婪、昏庸与无耻;与此同时,还着意塑造了一些人间与非人间的清官形象。《聊斋志异》全书专写清官的近二十篇,写其他题材而涉及清官形象的也不少。对这些清官形象,在我国评论界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论,但大多采取否定的态度。在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论著中,仍然是一片责难之声。有的认为,这是“宣扬超阶级的正直、仁爱”;有的认为,“这削弱了他的小说的批判力量”;还有的认为,这是书中“封建性糟粕”,是作者“阶级局限”的表现,等等。     

论“德主刑辅”及其影响

论“德主刑辅”及其影响渠长根《吕刑》又称“甫刑”，是中国奴隶社会极其重要的一部法典型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司法伦理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曾对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司法伦理影响深远，成为研究我国司法制度创建时期道德观念的重要史料。一、对“明德慎罚”...     

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檀香刑》

法律与文学是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潮流中颇具趣味的一支。莫言的《檀香刑》以大胆、泼辣的笔法和奇特的叙事方法描述了司法制度中的重要主题：酷刑作为国家权力极端展示形式的意义,以及死刑执行人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集权制度之下的异化,而莫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亦展现在这种异化当中。文章将从法律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这部作品中的酷刑、刽子手以及它对历史微观而多元的解读方式进行解析。     

对《读〈封建论〉的疑问试解》的几点意见

对柳宗元的杰作《封建论》中“秦之事迹”一节,目前有不同的解释。《黑龙江大 学学报》第一期上的《读〈封建论〉的疑问试解》(以下简称《试解》)认为只有“酷 刑苦役而万人侧目”才是论秦政之失,头几句都是讲秦政之得,对此我有几点疑问,提 出来与《解》作者商榷,并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秦之事迹”一节是“详细论述”郡县制呢,还是讲秦政之失呢?这得从上 下文的逻辑关系加以判断。 中唐时期,那些拥护藩镇割据势力的复古派,吹捧所谓商周之治,把分封制下的一 个个独立王国,美化为“私其土,子其人……施化易也”的理想国;另一方面则攻击郡…     

芥川龙之介与《聊斋志异》

在《芥川龙之介全集》中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作品近二十多篇,其中完全借用《聊斋志异》的故事写出的小说有四篇,即《仙人》、《酒虫》、《落头之谈》、《仙人》。本文论述芥川与《聊斋志异》的关系及其选材的着眼点,写作手法和目的。     

论《聊斋志异》的史学色彩

《聊斋志异》（下称《聊斋》）是清初学者蒲松龄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其文学成就来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造诣，都堪称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峰颠之作。笔者认为，《聊斋》不仅是传奇志怪，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史学特点。１．在形式上有意仿史。中国史学著作的形式或曰体例，主要有两种，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在“二体”中，纪传体为后世所推重。被封建朝廷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全部是纪传体，它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蒲松龄学富五车，博通经史，《聊斋》在体例上就深受纪传体的影响。第一，《异史…     

《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

《问刑条例》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刑事法律。在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三次修订过程中,修例朝臣,收集了“简切易晓”、“经久可行”的条例;适当调整了对一些犯罪的刑罚,使所制条例“罪情相当”,还增加了大量的法律规定,删除了与律有明显矛盾的条例。这样一来,就坚持和贯彻了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革冗琐难行”、“情法适中”和“立例以辅律”的立法指导原则,制定了一部长久辅律而行的,“法守画一”的,符合“中制”要求的《问刑条例》。《问刑条例》的颁行,对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和明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试说《儒林外史》为“儒林”、“写实”小说——兼及鲁迅“讽刺之书”说的思考

《儒林外史》在题材上是一部写明代以及清代的“儒林小说”,它源于史家“实录”精神的高度“写实”的文学成就,虽使其有“足称讽刺之书”之誉,但“讽刺”仅其“写实”效果的一面,又系读者“受性”自得,而非作者有意为之.《儒林外史》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写实”,而非“讽刺”.《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优秀、最纯粹的“儒林”题材“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从海底龙宫到大观园

《聊斋志异》的海底龙宫和《红楼梦》的大观园都是作者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作家创造出的理想世界,又都因理想世界的丧失而更加悲哀。《聊斋志异》的乌托邦华严楼阁弹指立现,《红楼梦》的乌托邦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旧址新园;聊斋乌托邦跟现实截然不同,红楼乌托邦跟现实犬牙交错。红楼“真真假假”和聊斋“幻由人作”一脉相承。     

苦闷·孤独·期待——关于《聊斋志异》意蕴的一种阐释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孤愤”的内涵不知溶入了多少文人的生命体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视为一部抒发孤愤之代表作。具体说来它分为三个层面:苦闷、孤独、期待。蒲松龄的苦闷来自于他最切身的生活遭际和磨难。他把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纳入人生的困厄,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展现,表现了对封建日常行为规范的拒绝。孤独是《聊斋志异》中主要群体形象——士子们的主要精神特征,要超越孤独。士子们只有在鬼域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确证自我价值。美丽多情的狐女对于士子们来说负载着一种象征意义,她们的以身相许表现了一种价值认同,体现着一种价值实现。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对“知己”的期待心理也是很强烈的。男女友谊的讴歌,男女情爱的礼赞,使作者获得了心理补偿,获得了生命的永不沉沦。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齐谐》著作时间应先于《阅微草堂笔记》——与薛洪勋等同志商榷

袁枚的《新齐谐》(即《子不语》)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两书的著作时间孰先孰后?有一种说法,《新齐谐》迟于《阅微草堂笔记》。如薛洪勋等人选注的《明清文言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中说: 先是《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出于清廷的政治需要,对《聊斋志异》表示不满,并将其摒弃于《四库全书》之外,接着又自撰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企图抵销《聊斋志异》的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随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也写了一部志怪小说《新齐谐》,企图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鼎足而三。     

莫把“徐市”讹“徐市”

史载,秦始皇时命方士徐福带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福,亦作徐市。“市”读fu,与“福”是一音之转。故同是《史记》一书,在《秦妈皇纪》作“徐市”,而在《淮南王安传》则作“徐福”。“徐福”与“徐市”实系一名而异写,不是一人而有两名。而近来许多书籍和刊物中多有把“市”讹作“市”者,虽一些史学专家的文章中亦所不免。这当是因为二字形似致误。其实,这在一般字典或辞书中都有辨证,仅是人们疏忽而已。《辞海》云:“市,‘韨’的古字,与‘市’异。《辞源》云:     

关于海西、海西江和海西女真

海西之名,起于元代。《元史·世祖本纪九》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以女真之地,置海西辽东道”,并置海西辽东道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真、水达达部”。这是以地域而划分居民的名称,即所谓“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     

明大诰与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中,主张以重典治天下者,历代不乏其人。然而,在他们之中,把重典政策高度理论化、法律化的最突出的人物,却要数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间,一直把“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作为治国宗旨。洪武时所定大明律“宽厚不如宋”;对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量刑也较唐律为重。他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以至人民,设置了廷杖之刑,大诛勋臣宿将。在重典治吏方面,朱元璋比起“以刑杀为威”而称著的秦始皇来,实是凶猛得多。特别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御制大诰》(以下简称《大诰》)、《御     

《春秋》中的“伯姬之死”及其思想图景——以三传辨析为中心

在纷繁复杂的《春秋》人物群像中,“伯姬之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照亮了历史的舞台。而在《公羊传》《穀梁传》《左传》风格迥异的解读中,这一事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思想图景：《公羊传》以伯姬“尊礼”为中心,构筑了一个道德化的礼制世界;《穀梁传》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强调了伯姬谨守礼教的“贞妇”形象;《左传》则通过礼之对象的不同,探讨了伯姬因事从宜的可能。这些不同的思想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三《传》之间的理论张力,而体现于思想图景中的不同立意旨趣则为我们理解《春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     

经书引论

《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六部典籍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基础上编定的,作为孔子办教育的教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所谓“六经”之名,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见于《庄子·天运篇》和《荀子·劝学篇》。但是,当时未被社会承认,而定为一尊,成为经典著。到了汉代,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的学说典籍便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因之,汉代文人才把《易》、《书》、《诗》、《礼记》和《春秋》称为“五经”。 有关“经”的解释,班固在《白虎通》一书中解释为“常”,即常道的意思。据此,柳宗元在《断刑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