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时汉人世侯与蒙廷、燕京行台、达鲁花赤的关系

绝大多数汉人世侯都忠实履行了蒙廷规定的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等义务 ;燕京行台统辖、监临中原诸郡 ,汉人世侯听命于燕京行台 ,出征纳赋 ;汉人世侯与达鲁花赤的关系普遍不协调 ,经常发生矛盾。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宋元时期生券军与熟券军考

生券军、熟券军都是活跃于宋末及元代的军事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形成于南宋,是以会子支付军饷、从外地抽调兵士镇戍边境的军事组织,属于镇戍部队,后者则定居于当地;前者多承担战斗任务而后者主要负责屯田。元代,生券军有征伐、镇戍、屯田和侍卫职能,熟券军的职能同生券军接近;二者都属于新附军,政府对其秉持着非兵即农、不为兵则屯田的管理原则。     

元江东地区镇戍军府研究

元灭南宋后，在淮、江以南推行较严密的军事镇戍制度，其中江东地区八路一州之地，属密集型镇戍区，八路中又以建康为首，这里曾是伯颜最后灭亡南宋的军队集结地，长期屯驻重兵，直到至元后期屯驻各军才陆续移戍他处。江东地区镇戍格局大致完成于至元末，基本维持了一路一万户府的配置格局，完全符合元代江南镇戍体系常戍区的特点。     

明代人才制度中的蒙古族策略

蒙古贵族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建立元朝后,在人才任用及科举考试中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汉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与元朝人才政策与科举制度相反,在洪武初年采用了较为明智的蒙古族人才政策。探讨这一现象,有助蒙古族与汉族关系史的进一步研究。一、元朝蒙古贵族的民族人才歧视政策元世祖用暴力征服华夏其它民族后,将国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主要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人;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夏、回回等民族;第三等系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指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     

试论巩昌汪氏家族在蒙元时期进攻四川战争中的作用

13世纪中叶,在蒙古政权对南宋的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久且最为惨烈的是对四川地区的进攻。这场战争从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征蜀始,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年)四川完全平定,持续了45年。巩昌汪氏家族成员及其军队作为一支主力军,参与了进攻四川战役的全过程,并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搠力蛮部探马军之变迁：从帝国边军到汗国军阀

搠力蛮部探马军,是13世纪30年代蒙古派出西征并镇戍边境的军队。在搠力蛮、拜住的相继率领下,到13世纪50年代,这支军队盘踞外高加索地区,有了半独立倾向。伊利汗国建立后,为加强中央统治,不得不剪除这一军事、政治障碍。拉施特在《史集·部族志·雪泥部》中插叙了搠力蛮部探马军在伊利汗国时期的变迁,揭示了历代伊利汗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并削弱该部的过程。从旭烈兀到合赞,伊利汗国逐步蚕食这一帝国早期遗产,最终将其剪除。     

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大多出身于平民阶层 ,概称其为“地主武装”并不妥当。汉人世侯起家时的动机大多是避兵自保或抗击蒙古入侵 ,并曾接受过金朝的招抚。汉人世侯由附金转向降蒙的原因主要是慑于蒙古军屠戮生灵的残暴 ,为保全身家和乡曲性命 ,同时与蒙古的招降政策以及当时蒙金的战争形势也有关系。汉人世侯碑传中频频出现的“盗贼”字眼 ,多是敌对集团之间的相互指责     

蒙古西征与伊利汗国的汉人移民

蒙古西征带动了大批汉人西迁伊朗。汉文、波斯文史料及考古资料显示,西迁汉人中有军匠、医师、工匠、画师、厨师等各类技术性服务人员,其中大部分人为蒙古统治者服务或在宫廷效力,也有一些人在民间讨生活,还有部分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奴仆。汉人移民在伊朗生产、生活,将汉地的科学技术、医学药学、艺术风格、饮食风俗等带到伊朗,为波斯文明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汉文化印记。     

中国梦与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主体是我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从层次上可以分为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其外在表现形式体现为由硬实力与软实力构成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它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产生的合力。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激发中国力量的不竭动力。     

中国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兼论和平环境对繁荣文艺的作用

中国传统思想极其重视人的社会属性,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理想,这种思想观念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乃至文化的昌盛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古代文学理论和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文字与音节、语素对应,形音义一体,结构立体化。汉字适应并参与了汉语的演变:不断调整字音和字形以适应意义的扩展,形成单音的核心词和开放的多音词的巧妙配合,字义虚化生成语法模式。在汉语发展历史上,汉字为贯通古今南北、保持汉语的统一,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汉语和汉字缔造的"单音节""非形态"的特征值得深入地研究。     

汉语修辞的演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本文探讨汉语修辞史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即研究汉语修辞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如何相互推动。文章首先将修辞现象的演变放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尤其是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其次,探讨文化发展对修辞演变的全方位影响;再次,探讨了修辞变化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话语与世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语,一直是一个热点.但在关于知识分子话语的讨论中,知识分子的俄国起源和法国起源的两种言说,没有能够得到明晰的论说,而知识分子的俄国型和法国型的不同特点和共同精神,也没有能够得到仔细的析辨.对知识分子概念所含的两个方面,即拥有知识和天下关怀,以及这两个方面的复杂绞缠和关联,还需要一种思辨上的提升.对知识分子概念所含内容也没有从世界史的大视野进行考察,从而导致在整个知识分子史上,还有甚多的疑难需要进行研究.     

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

当前,"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这中间究竟能不能提"中国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们的观点是其一"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其二"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其三实地调查地方层次和社区层次是将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结合的关键.那末,研究"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究竟对中国社会学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在文中着重加以说明的.     

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人的精神性存在

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性存在?或者说,古典诗歌所表达的中国人的心灵空间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从自然和人伦两个领域来展开分析.就古代诗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而言,以陶渊明和李白的诗为个案,论述诗人与自然的高度精神契合.就古代诗人人际亲密关系而言,则以潘岳和元稹的诗为代表,阐释诗人表达夫妇关系深厚情感的精神方式.理解古代诗人在自然与人伦中所形成的精神性存在,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同时还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医治在现代性的影响下,现代中国人所出现的人与自然疏离、人与人疏离的"精神疾病".     

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

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有着特殊的因缘关系。他是西方戏剧家中认真解读中国戏剧的第一人。他借鉴和吸收中国戏曲的营养,完善和发展了他的新型戏剧观,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理论文章和两部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与《四川好人》中。     

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同中国文化的关系 ,理论界谈得较多的一面是这一理论对中国文学及其批评断断续续发生的影响。如鲁迅交代他创作《补天》是取弗洛伊德学说来释人和文学的缘起。郭沫若早年《〈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中对王实甫《西厢记》的阅读 ,更明显带有弗洛伊德读《哈姆雷特》的痕迹。但是反过来看 ,中国文化在此一理论中间直接留下的印迹 ,还远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注意。本文想集中来谈一谈后一方面的问题。《精神分析引论》中 ,弗洛伊德谈到过梦境中的无意识有点像中文。他承认自己并不懂中文 ,但是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