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世系研究及《史记》点校等相关问题评议

今有学者混淆甲骨文合祭、周祭、祊祭等不同种类卜辞对祖先祭祀顺序的不同要求,否定王国维等学者对商先公先王世次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上甲至帝辛世系为序,就《殷本纪》所载商先公先王世次及甲骨文祭祀先公先王顺序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一、合祭卜辞在各类卜辞中均有,可根据祭祀目的、种类、规模,有选择性地挑选商先王、先妣祭祀。祭祀顺序有顺祀也有逆祀。周祭卜辞只出现在出组、黄组卜辞中,它是以翌、祭、■、彡五种祭祀,严格按照商先王即位顺序,“依其世次日干,排入‘祀典’一一致祭”,不允许人为调整。黄组中的祊祭卜辞时代属于文丁、帝乙时期,其致祭次序依先王名在旬中(由甲至癸十日)的位次而定,与先王的即位顺序无关。三种祭祀卜辞中先公先王祭祀顺序不可混为一谈。二、商先王之间的辈分是学者在周祭先公先王次序的基础上依据《殷本纪》等先秦典籍考定的。即周祭商先公先王的祭祀顺序与《殷本纪》结合研究得出的商王世系,是历史上真实的商王世次。可以用该成果校勘《殷本纪》等历史典籍,但校勘的目的不是给原书修改错误,修饰文字,而是正本清源,便于对古籍《史记·殷本纪》整理与研究。     

《商代周祭制度》评介

《商代周祭制度》,常玉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在殷墟卜辞特定时期所见的周期性举行的翌、祭、、协、彡5种祭祀,是董作宾在《殷历谱》(1945年)中首次发现的。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中,进一步进行探讨,将5种祭祀名之为“周祭”。岛邦男也专门注意这一史实,在《祭祀卜辞的研究》(1953年)——《殷墟卜辞研究》(1958年)中作成了祀谱。台湾的许进雄则在《殷卜辞中     

上■廿祀卜辞与帝辛廿祀祀谱——甲骨复原法的应用与改进

甲骨复原法是根据一个以上的甲骨残片复原成整版甲骨的方法。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一书中大量使用甲骨复原法编制祀谱、旬谱、夕谱,为殷历和周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结合上■甲骨复原实例对殷历中的大小月和闰旬以及帝辛廿祀周祭祀谱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从殷卜辞黄组两种“王廿祀（祠）”看帝辛卜辞的存在证据

殷墟卜辞中帝辛卜辞确实是存在的.黄组卜辞王廿祀的资料可分为两组按文字分,"王廿祀"之祀,一作"祀",一作"司";按事类分,一为周祭祀典组,一为"在上(比吾)"组."王廿祀"用在周祭祀典组,"王廿司"用在"在上(比吾)"组.卜旬加周祭祀典的"王廿祀"卜辞应为帝乙时期,"(辶必)于上(比吾)"、"在上(比吾)"的 "王廿司"应为帝辛时期.     

《诗经》征役之歌的礼义与乐义

祃祭、祖道和陟祭为两周征役中所进行的土地祭祀之礼,祃祭用于王或天子军征前对所征之地的祭祀,祖道为军队出征时对先祖、道路进行祭祀,陟祭为经行高山时所行的望祀之礼.这些礼仪的诸多细节隐藏于《诗经》及其他早期文本中,汉儒不详其制,注疏有所抵牾,可考辨其制度,并分析相关诗作的礼义与乐义.     

试释彳祭与“某某祊其牢”

甲骨文彳应即巴字,读为把,有握持之义,把祭是商王用手握持祭祀牺牲而亲祭."某某祊其牢",乃指殷代周祭提前一天在庙门准备好用牲牢牛,其义略同于<周礼>的"展牲".     

附论祊祭卜辞

卜辞中祊祭的祭祀规则除原有的５项外,还有３种：一是其致祭次序依先王日名在旬中的位次而定,而与先王世次和继位顺序无关;二是卜辞祊祭以祭祀武乙、文武丁为主;三是祊祭是亚祭前的预备性仪节。     

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

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发祥地，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对木叶山的祭祀，包含祭山神、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辽太宗即位初期，祭太祖庙、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从天显八年(933)开始，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     

"祭不越望"探析

<左传>中的"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是三代一贯的,它是西周时天子诸侯在祭祀权上的区别.天子祭祀的神灵没有局限在王畿范围内,这是三代贯之的;西周以前,方国部落并没有清晰的"祭不越望"观念,西周建国才把"祭不越望"当成诸侯的祭祀规则,形成制度,折射出段周之际社会结构的变革.周王室衰微,"祭不越望"之礼也随之废弛.     

厉祀、殇祀与《国殇》《礼魂》的祭义

周有七祀制度，王祀泰厉、诸侯祀公厉、大夫祀族厉，以厉祀祭祀无后者。殇祀则祭祀二十岁以下的殇者，使其附先祖从食。二者皆以祭祀的方式，使其魂有所归而不为祟。兵死者不入兆域，通过集体安葬而享受祭祀。楚有厉神，又有武夷掌兵死者，皆使兵死者享受祭祀而有所归。由厉祀、殇祀制度观察，《国殇》当为楚国为兵死者举行的公祀仪式，以安其魂。按照楚汉的魂魄观念，神灵魂魄合一，常人则魂飞魄散，故《礼魂》当为安魂曲，用于人鬼之祀，其当为《国殇》的附歌，而非送神曲。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儒教与明初宫廷祭祀礼制

朱元璋为在群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十分注意推明儒家学说。对儒家宗教神学体系的推重，以郊社制度和宗庙制度为主体，形成了明代宫廷的一套祭扫礼制。通过明初的祭扫礼仪，可以看到儒教对明代宫廷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天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孔子的祭扫，以及对众多自然神灵的崇拜和各种迷信。如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而祭社稷、祀先农、耕藉田、祈雨、祭祀岳镇海读、风云雷雨、日月星辰、山川城隍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神灵等。这一祭祀典制反映出在儒教影响下明代统治者浓厚的宗教意识与宗教氛围，其流风所及加重了民间的迷信倾向。     

从汉字看古代的祭祀习俗

祭祀，是在人类有了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以后才产生的原始信仰活动。在我国先民的心目中，祭祀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仪式，所以古人对于祭祀特别注重。《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礼是指吉、凶、军、宾、嘉，其中吉礼为祭祀的典礼，冠于五礼之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一些汉字的分析解读，来探讨古代的一些祭祀习俗。一、从汉字看上古时期的人祭习俗商代的奴隶主贵族经常祭祀上帝、祖先和鬼神，以求得福佑。祭祀时除了宰杀若干牛羊以外，还要以奴隶为祭品。这种把人…     

《春秋》经传与汉代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地祭祀、宗庙祭祀及与之相关的谥号，是关乎时政的大事。两汉是崇尚儒学的时代，时人在议论这些问题时，常引《春秋》经传作为理论依据。本文旨在探讨《春秋》经传在汉代祭把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一、先帝施行过的祭祀仪式通常不应废止──《春秋》大复古武帝于甘泉建泰一饲坛以祭天，于河东汾阴建后土词坛以词地，皇帝常亲临祭把，耗费很大。成帝时，汉廷曾就是否应废止甘泉、汾阴的祭祀而徙天地祭祀于长安南北郊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等奏言：“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     

甲骨文“首祀”纪年考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曰)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     

明代文官恤典中的祠祀

明代文官恤典祠祀是根据已故文官的功业、品德等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建祠奉祀活动。国家以此方式褒奖已故官员,激励在任官员,也希望通过壮丽的祠宇和定期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民众传达国家赏功酬劳之意,宣扬忠义价值。虽然民间对于这类祠祀有不同于官方的诉求,一些祠宇在缺乏官方力量支持后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荒废,但是官民并未停止申请恤典祠祀,祠祀所构建的荣誉体系、教化功能仍得到民间的认同。     

古代祃祭流变考

古代祃祭是一项重要的祭祀活动,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举行祃祭的时间、地点以及祭祀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先秦时期,祃祭的含义较为复杂,祃祭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军事活动;到了唐代,祃祭已经演变为一种祭祀军神的礼仪形式;宋以后,祃祭的对象基本上固定为军旗;直至清代,祃祭成了专祭军旗之礼。     

论西夏宗教信仰对其礼制的影响

西夏人的宗教信仰对其礼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西夏国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影响下,形成了祭天地等礼典。鬼神信仰促进了具有西夏特点的多神祭祀制度和陵墓制度的建立。巫术信仰影响下的收葬礼俗、军礼制度和盟誓仪式具有其民族特色。礼佛祭佛之礼是西夏人对佛教虔诚信仰的表现。     

甲骨卜辞中所见商代的军事祭祀

商代的军事祭祀类型众多,仪式繁复,贯穿于战争始末。商代军事祭祀活动已由较早的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并把祖先神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以此,对祖先神的祭祀贯穿于战争的各个时期,而上帝和自然神,并没有成为军祭的对象。商人对于神灵的崇拜以及军祭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都说明商代战争是深具宗教意义的战争,神灵在军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