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的小感伤——以《步步惊心》和《致青春》为例

电视剧《步步惊心》和电影《致青春》都是以女主角为中心,反映个体因感情受挫而导致的感伤。这种感伤不同于近现代文学和电影中与国家民族大历史紧密相关的感伤,它属于"小时代"的小感伤,具有个人化和生活化的特点。《步步惊心》通过穿越时空、爱情幻象来缓解女主角的感伤,《致青春》则通过对青春的回忆和怀旧来冲淡个人的感伤。二者都把握和呈现了当前这个小时代的小感伤,并通过对时空的不同处理方式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想象性的解决方案。穿越与怀旧,都是往回走,是通过对遥远历史或个人历史的重新体验来诠释当下时代中个体的感伤。     

章回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在精神与叙事笔法上,均与《春秋》存在谱系上的渊源关系,源于说话的章回小说,亦不例外。它的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决断去取的叙事伦理、直书其事的叙事法则以及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来自于对《春秋》的自觉继承。小说家以《春秋》为法,组织叙事;小说批评家以《春秋》为断,判分高下。被历代奉为经的《春秋》,是操纵章回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则,是掌控小说话语的范导性原则,也是深含于中国各类叙事文体中的元叙事。只有认识《春秋》这一元叙事的意义和作用,才能破译出章回小说所隐含的叙事密码,解析出它内蕴的文化信息。     

《西游记》与道教:世俗性叙事观点

《西游记》虽然主要由佛教、道教形象及其情节构成,但统摄全书的基本叙事观点却并非道教观点,而是世俗观点。它不但对道教毫无敬意,而且内含反讽。这表明作者不是以道教立场,而是以世俗立场,借用道教题材来编自己的通俗故事,表达自己的世俗观念。《西游记》对道教社会特性的见解和反讽说明《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是道教中人。     

论《野草》的自我与叙事及失语

有意义的生命总是故事化的。一个人需要持续的叙事来维持其身份,建立其自我。但《野草》经常取消动作和事件,强调单数的个体,从而悬置了群体身份,消解了故事,使自我的完整叙事成为不可能。《野草》是鲁迅内面精神的静谧花园,呈现为以沉默为主调的失语之语,和以雕塑为聚态的不动之动,与“无地之地”“无物之物”形成了同构关系。这种“言无言”的悖论式写作,实现了一种非故事的故事,反叙事的叙事。而归根结底,是主体的分裂与流动,造成了话语的支离与乖悖。     

《女乞丐王》的叙事特征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参照下,可看出王晓春的小说《女乞丐王》具有如下的叙事特征:在叙事结构上,通过扬善与惩恶两项叙事功能的深层对立而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叙事语法上,通过角色的对立转化,来营造一种完成型的组合形态。在文本策略上,通过民俗意象和转喻手法增强作品的诗意内涵,升华思想和艺术的境界。     

论《断头台》对《圣经》叙事的全新阐释

艾特玛托夫在小说《断头台》中塑造了阿夫季这一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他以典型的意识流手法,借阿夫季之口,说出了自己对现实、宗教、善恶的一系列思考。小说中穿插了《圣经》中的很多故事,但他所展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和《圣经》所记载的完全不同,同时也将东正教传统中的典型观念如末日论、基督的受难及复活等放在现代文化背景中加以全新阐释。艾特玛托夫宗教探索的目标是寻找一条拯救堕落的人类和濒将毁灭的世界的道路。     

《西游记》与佛教:世俗性叙事观点

《西游记》虽然以取经故事为基本题材,但统摄全书的叙事观点并非佛教观点,而是世俗观点。它所呈现的佛教并非经典佛教,而是受经典佛教影响所形成的民间佛教图景,且毫无宗教敬意。其作者不可能是佛教中人。     

大江健三郎《静静的生活》的女性叙事探蕴

在《静静的生活》中,大江健三郎采用从女性视角细腻、感性地讲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同时,小说中大量文本的引用使女性叙事本身也具有了男性叙事的知性化,两种话语风格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叙述的张力,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内涵.女性视角的发现和尝试使这部作品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形式实验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女性形象塑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视角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阐释《史记》人物传记的叙事视角模式看 ,《史记》在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 ,局部采用限知视角丰富叙事层面 ;而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现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不仅开创了“叙中夹评”的传统 ,而且开创了“多元视角”的叙事观念     

试论《水浒传》中的梦幻书写与叙事格局形成之关系

在<水浒传>叙事格局的有机构成中,梦幻书写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于对梦幻的书写,叙述者完成了叙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也开拓了叙事空间,形成了叙事张力.小说对梦本身的精心设置使之形成了独立的敞开的叙事空间;小说行文至关键处,常常以梦来完成叙事关键点的过渡.梦幻书写也具备了多重叙事模式,从小说的内在整体性来说,虽然游离于现实事件之外,却与主体内容形成互补,形成文本上的相互配置.讲史文本的纯粹性被小说文本的变异性所取代,这正是梦幻书写的独特意义之所在.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结构模式解析

《史记》人物传记以外形彼此一致的显形结构 ,和暗含着以人物极盛为临界点 ,由此盛极而衰 ,分全篇为两截的隐形结构 ,互为表里 ,完成了司马迁“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的著述目的。传记内部各叙事单元以时间为顺序联结 ,首尾圆合 ,强反差情调交叉使用 ,转换交错 ,增强了叙事的张力 ,使结构参差变化 ,波澜曲折。     

《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

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些宗教神灵和宗教人物,通常是配合作者用以传达创作意图的叙事权威。要理解孙悟空这个形象,必须注意到孙悟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作为唐僧精神导师的身份。孙悟空作为唐僧修行导师这一身份具体体现为如下一些叙事功能:他对取经队伍的分工一清二楚,他对神佛的安排和唐僧的磨难了如指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特意安排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不断点化唐僧,并引导时时口念《心经》的唐僧领悟《心经》精髓。这些功能就使得孙悟空成了一个全能全知的权威叙事者。西游记的叙事规则受制于性命双修这一宗教目的,因此,我们分析相关人物时需要从宗教叙事的角度加以考察:孙悟空的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孙悟空的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还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任务,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这三重身份又都是附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的,因此,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     

善恶之谈:《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

《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并非因果报应,善恶之谈才是支撑作品叙事的真正框架。作品以晁家母子的善恶人生为叙事纲目,整合晁源、牝狐、计氏与狄希陈、薛素姐、童寄姐两世间的病态夫妻伦理关系,辅以武城和绣江明水社会风气的善恶之变,在两代、两世、两性、两地的多视角交叉叙事中,充分肯定以德累仁的道德价值,彻底否定不仁不义的道德堕落,体现作者劝善戒恶的道德说教意图。     

从秦穆公的悲剧到秦国的悲剧——以《秦本纪》载《黄鸟》叙事的矛盾为中心

《秦本纪》在记述秦穆公之亡时对《左传》中《黄鸟》相关叙事文本的载录,一方面展示了秦穆公的"杀贤"之行,使其与前文近乎完美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另一方面其中"秦不能复东征"的预言也与后文秦国最终"东征"成功的历史事实不符.这两重文本的矛盾并非是司马迁在叙事中的困境与失误,而是寄寓着太史公深刻的"过秦"思想,是其历史逻辑、著史考量与宏阔历史视野的综合展现.秦穆公贤明厚德,死后却留下"以人为殉"的污名,一生尽力伐晋,却屡屡受挫.司马迁以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身,暗示了秦文化的残暴与落后造就了秦穆公的悲剧,也为秦国最终二世而亡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浅谈《紫颜色》的叙事话语策略

在书信体小说<紫颜色>中,艾丽斯·沃克借助多种叙事话语策略阐释了女主人公西丽从麻木无知到自立自强的历程.个人化叙述声音为西丽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展示了黑人女性"声音"的力量,富有诗意和韵律的美国黑人英语颠覆了标准的叙事语言,体现了黑人女性语言的魅力,自由间接引语反映出西丽黑人女性意识的成熟.<紫颜色>的叙事话语改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边缘地位,成为黑人女性文学史上的典范.     

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以《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主体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面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返魅叙事的方式表达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然而从性别角度观之,两部文本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策略却迥然有异,小说对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两性关系的把握方式也有所不同。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透露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及其复杂性。     

论《到灯塔去》的空间叙事艺术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之作,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别具匠心,从空间叙事视角展现小说故事与人物的物理和心理空间,通过意识流手法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探索变动不羁的物理世界、着重剖析波澜起伏的人物内心世界,伍尔夫小说的空间叙事技巧既是对传统叙事的创新,也是对全新写作手法的尝试.     

爱伦·坡《红死魔的面具》的叙事艺术

爱伦·坡在《红死魔的面具》中表达主题与形式对应,是传统情节的奇异颠倒。小说形式可视为信息量积累过程,标题显示主客观间的矛盾。创造与毁灭,生与死象征两极。小说中悲哀的气氛愈来愈深沉,而浓重地全然笼罩着读者。《红死魔的面具》是专制统治者自身的"判决书"。     

叙事要素的重构与叙事话语的转型——以《日瓦戈医生》为例

长篇小说的艺术就是结构的艺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传统情节结构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合运用了两种叙述方式即以时间为主的历史性叙述和以空间为主的心理性叙述,打破了某种戒律和限制,形成了新的结构形式,呈现出情节相对淡化与抒情空间浮现的艺术特质.     

新世纪中国电影叙事的国际化策略——以《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为例

新世纪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表现出对国际市场的强烈进取心。除了制作技术、宣传策划、发行放映等国际化之外,叙事的国际化更是迫切需要中国电影思考的问题。《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叙事的国际化策略颇具代表性。两部影片都着力呈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国际化语境,都表现出超越单纯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气魄。前者在叙事上持人道主义的反思姿态,力求思考的深度;后者则完全遵循好莱坞大片的叙事模式,以故事性、娱乐性见长,而且更注重展开本土文化符号与国际语境的碰撞。两部影片的叙事尝试都将对中国电影的国际化道路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