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之"政府责任"的反思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是由中国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双轨制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影响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然而当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产生了脱节,并且已经给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行将制定的<法律援助法>应该在界分国家与政府内涵的基础上,确立法律援助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     

试论中国"无讼"法律文化的成因及其消极影响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在于古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法即刑"的法律观及古代刑罚的残酷性和强调"教化为先"的"德治"传统,而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便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万物并作"与"天人合一":先秦生态美学思想及启示

中国先秦时期有很多实用化的美学实践和关学主张,以"万物并作"与"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生态美学表达了人类对生存环境问题的深刻关注."万物并作"主要揭示自然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依生、竟生、共生的生态循环;"天人合一"则要求人的行为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先秦生态美学思想时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都具有明确的美育功能.研究先秦美学家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今天的美学研究以及美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论法律上的"应当"

"应当"是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讨论法律上的"应当",首先应该关注法律上的"应当"与道德上的"应当"的关系问题.作为行为评价尺度,法律上的"应当"具有普遍的标准.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有;作为社会约束机制,法律上的"应当"具备合法的强制力量,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备;作为不同的评价体系,二者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法学上的"应当"也影响着法律上的"应当",二者是"使用"与"提及"的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慎刑"与"宽严相济"——以中国传统法为视角的考察

"慎刑"是中国传统法具有和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宽严相济"是当前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法制特色的刑事政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宽严相济"与"慎刑"存在历史的相通性,宽严相济的传统文化基础是"以人为本"和"德法兼济",而传统社会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法律手段即是"慎刑"。"慎刑"在立法层面上体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在司法层面上体现为程序上的严谨及人伦观照。"慎刑"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及政权的长治久安,对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人肉搜索"的宪政之维——从《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说起

"人肉搜索"既是正义之器,又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在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和宪法权利"现实残缺"的条件下,"人肉搜索"实质上充当了宪政供给不足时的一种替代性机制.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试图在保护隐私的法律精神下匡正"人内搜索"可能带来的个人权益侵犯,无疑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但却存在着管制色彩过浓与缺乏利益衡量思维两条硬伤.美国等国家的法治经验也告诫我们,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需要慎行,或许宪政视野下的网络公民社会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话题.网络促进了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整合与转型,"人肉搜索"中产生的网络言论自由膨胀和网络暴力也会在网络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得以实现宪政理念下的自我规制.当然,为实现这一目标,需着力解决好塑造网络公民、推行网络自治和深化政治参与等三大课题.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当代意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框架的新建构

长期以来,具有支配性影响的"马克思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偏重"物化"观的解读,在实践上产生一系列偏颇和失误.实际上,马克思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有一个"生活的生产"的重要理论预设和理论命题,强调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生活与生产的互动生成关系,从而把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因此,生活、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生活的生产"命题构成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发掘马克思"生活的生产"这一重要理论思想,对于重构科学的社会理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构中国的新型现代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法律视野中的"线人"定位与处境审视

在司法实践中,利用"线人"或特情举报或提供情报来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个别现象。由于对"线人"法律规制上的欠缺,加之国家机关在使用线人侦查中也疏于规范和管理,中国目前"线人"的使用存在严重的失范现象,线人侦查中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的立法,建立与完善中国的"线人"制度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时期政协工作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开展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要按照代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为搞好"二次创业"服务;按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发挥政协优势,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按照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积极向党和政府反映社情民意.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中外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立法与政治是有联系的;立法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而司法则不同,司法是从大前提(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和小前提(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性的.     

"情理法"与明代州县司法审判

明代州县官在审理司法案件过程中蕴涵的"情、理、法"交融与冲突,使明代州县司法审判具有了鲜明的特点.州县官在处理民、刑案件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在审理过程中也是"情、理、法"兼顾并用,一般都能在不违反国法情况下重视情理因素."情、理、法"的合理兼顾,要求州县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必须掌握好"情、理、法"的运用分寸,而三者的巧妙结合成为明代州县官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准.     

“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变”视阈下早期儒家天人关系辨析

天在中国古代通常有自然之天、人格之天、道德之天等多种含义,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殊概念,其所包含的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的探源,形成了不同思想家不同的德性思考方式。从心性儒家来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天生予德的肯定,反映了春秋时期萌生的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并且以天之道反证人之道在德性生成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而天性和德性是儒道两派对性的不同诠释,儒家的德性尽管也关注个体的本然之性,但最终要落实在人伦关系的实践之上,这是儒家表现出"以善释真"、"以人释天"的思维趋向。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