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隐逸诗意象分类研究

中古隐逸诗中已经出现了大量固定的隐逸意象群,用来表达诗人对隐逸复杂的思想感情,而研究中古隐逸诗歌首先需要了解中古隐逸诗人对隐逸意象的运用情况。根据中古隐逸诗意象的特征,可将其分为原型意象、衍生意象与自然意象三类,它们具有不断衍生发展的态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固定为文人表达自身隐逸情结的隐逸意象群。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四皓”: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符号

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四皓”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原因在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做出的抉择，而士人的这种抉择是最见人性、人情，最见人心、人品的。西汉时代司马迁、扬雄对“四皓”的文化定位，为中古士人对“四皓”的接受和阐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重视自然者，推重“四皓”的隐逸；重视名教者，赞美“四皓”的事功；调和自然与名教者，则是完全接受了“四皓”的全部意义。“四皓”体现了真隐和大隐的境界，对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他人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追求：如果要自由地呼吸，保持生命的尊严，就必须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事。道德与诗性合体构成的人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可摧毁的，“四皓”正是这种精神的载体。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清溪”与“青溪”——储光羲诗中之“清溪”辨析

《全唐诗》卷一百三十六储光羲诗《泛茅山东溪》与《酬綦毋校书梦若耶溪见赠之作》都有“清溪”一词。细读其诗,知此两处“清溪”本皆作“青溪”,传写、整理者不知为用典,而将“青”误作“清”。 “青溪”之典,出《南史·刘(王献)传》:“((王献))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刘(王献)隐于金陵青溪,后世因以“青溪”为典,用之代指隐逸之处,唐代储光羲之前的诗人已多用之。隋唐之际著名隐逸诗人王绩所隐之地即其兄王通聚徒授业之白牛溪,王绩即数以“青溪”称之,《游北山赋》云:“碧峦之下,青溪之曲……昔吾兄之所止。”《答处士冯子华书》称王通门人为“青溪”诸贤。诗中更云:“青溪归路直,乘     

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

作为著名而又有着悲剧性命运的诗人,谢朓在诗中表达了相当强烈的隐逸愿望,并在出使宣城时,用诗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隐于郡斋的吏隐形象。他的隐逸希企及其隐逸诗作,既有他个人的成因与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逸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为后世的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诗体范式。     

中国山水画之滥觞与庐山隐逸文化

中国山水画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庐山隐逸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南宋画家宗炳是中国山水画滥觞的两位至关重要人物,二者均与庐山隐逸文化有关。顾恺之崇尚魏晋玄学思想,是画史记载最早的山水画家之一,其爱画庐山,画史记载绘有《庐山图》和《雪霁望五老峰图》,曾著《画云台山记》,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萌芽有重要意义。宗炳不仅崇尚庄学思想,还崇尚儒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是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所著《画山水序》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对后世山水画创作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