狯胡与哒

据<晋书>记载,在西域焉耆、龟兹一带,公元3～4世纪存在着一个叫"狯胡"的部族.关于其族属,有学者认为"狯胡即是羯胡";亦有学者以为"狯胡"可能是北匈奴余部.笔者通过对"狯胡"人口规模、武器装备、生存策略和族名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他们可能与后世的(口厌)哒存在族属同源关系,并因之对(口厌)哒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中枢决策机构看北齐北周的汉化

近来有学者认为北齐政权胡化现象严重,但对比北齐、北周中枢决策机构中最重要的角色宰相的族属、出身、学识等,可以看出北齐政权宰相中汉人及汉化胡人的比例,要远高于北周政权。因此说北齐政权并未出现严重的胡化现象,相反,其汉化的步伐却远快于北周政权。     

民族意识及其演变的一般规律

一、民族意识的定义民族意识这一术语在我国普遍使用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民族意识的理解还存在不少歧异。今天,在民族意识普遍高涨,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新形势下,首先必须对民族意识这一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第一,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意识就是“认同感”,“族属意识”。“何谓民族     

滕州前掌大墓地所见族属及其相关问题

前掌大墓地为史族家族墓地,该墓地中仍有其他族属墓葬出现,特别是“于屯”村北墓地多个族属共同出现。结合各墓区葬制、器物组合、墓区间空白地带等信息,前掌大墓地或存在族墓地分区的可能。     

清代经学“三胡”之说及其辨正

清代经学"三胡"之说频繁出现于近现代学者的学术作品中。有学者认为经学"三胡"指胡匡衷、胡承珙、胡培翚三人,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三胡"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三人,还有少数学者对经学"三胡"的称法前后不一。现结合具体史料及金紫胡氏家学、胡承珙治经学之实际情况进行梳理,澄清"三胡"之说。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八)

《后汉书·光武帝纪》:“戊戌,进幸。”李贤注曰:“县名,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余按:“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当为“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隗嚣传》“复使来歙至”,注云:“,水名,因以为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寇恂传》“进军及”,注曰:“,县,属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也。”《通鉴》卷四二:“冯异军邑,祭遵军”,注引贤曰:“,水名,因以名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光武帝纪》:“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辩。”余按:…     

再谈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关于渤海国的族属，国内外史学界的意见基本有两种：一是　　论者；二是高句丽论者。我在 １９８０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的文章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的观点：渤海国的主体和建国者是　　人。２０年来，有关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论著，对问题的论述，明显地在深入，但是分歧至今亦然存在。我认为有必要对争论的焦点再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在争论中，持高句丽论的学者，提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以《旧唐书》为代表的某些古代文献称渤海　　为高丽别种，而高丽别种就是高句丽人…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高句丽民族起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高句丽民族起源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秽貊说、夫余说、殷商说、炎帝说、高夷说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混淆族源、族属、族称等概念,往往将民族起源和民族融合混为一谈,需要进一步澄清。笔者认为,传统的秽貊说、夫余说颇有疑义,许多新的证据表明,在高句丽民族起源问题上殷商说似乎更具说服力。     

胡族婚俗与唐代寡妇再嫁

寡妇再嫁在唐代是一普遍现象。对此研究者或认为唐朝是一开放时代 ,唐人贞节观念淡薄所致 ,或认为法律允许 ,亲属认可等。本文认为 ,唐代寡妇再嫁主要受胡族婚俗影响。而胡族婚俗是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现象 ,胡人视寡妇再嫁为正常事 ,根本不存在“失节”观念。唐人中的胡族成分很大 ,胡族血统较浓 ,胡风唐渐 ,唐代的寡妇再嫁便成了自然事。故用“贞节”观念来限定它似不恰切。文章在对唐人中的胡族成分、胡族婚俗、唐代寡妇再嫁状况以及唐人观念作一番考察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同时认为唐代寡妇再嫁对唐前期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胡风研究:历史的还原与问题的凸显——对商金林、吴永平、解志熙诸先生胡风研究的考量

在新世纪,商金林、吴永平、解志熙等人在胡风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商金林对胡风1927年到1928年胡风编辑《武汉评论》和《策进》史料进行了详细论证,为学界贡献了新的材料,但其认为现代作家日记、书信中的胡风的负面形象更真实,这个观点似有商榷之处;吴永平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中挖掘了大量史料,但其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是“党的文学”的观点并不全然合理,且论述过程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解志熙认为胡风主张启蒙优先甚至启蒙优胜论的观点也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总之,上述诸人在为胡风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诸般可供商榷的地方.     

古曲沃地域考析

许多专家沿用汉末学者观点,认为今山西闻喜乃古曲沃。但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史籍人文地理资料分析,在晋国早期就出现的古曲沃应在晋国始封地内,即只能位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而闻喜并不在晋始封地之内。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

自东汉以来,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关东关西遍布匈奴与氐、羌族人。西晋初年,匈奴及其别部大规模内迁,弥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当时,杂胡化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趋势,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史中间重要的一环,影响极为深远。     

陈迩冬、金性尧先生苏诗名篇注释质疑

本文就苏轼诗《次韵僧潜见赠》等 10首名篇的若干文本解读问题 ,对当代学者陈迩冬、金性尧等先生的注释及解说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陈迩冬先生与金性尧先生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前辈学者 ,陈著《苏轼诗选》与金著《宋诗三百首》 ,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出版 ,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侠客形象的终结——韦小宝

韦小宝作为金庸先生封笔之作的主人公,历来受到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他不符合侠的形象,有人干脆把他当做是＂反侠＂的代表。实际上,韦小宝这一人物特征的独特性,在于他代表着金庸对＂侠客＂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使得＂侠客＂话语终结。     

"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解

《左传》成公六年载有晋迁都新田时晋公族、重臣们的辩论,多数人主张迁到今运城盆地的“郇、瑕氏之地”,唯独韩厥力主迁往新田(今侯马市西北)。双方都列举了各自的理由,其中主张迁新田的韩厥在申述新田作为都城的理由时有一句话,“有汾、浍以流其恶”。对于“恶”字,杜注及后来的史学著作皆以为是“垢秽”、“污秽骯髒之物”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垃圾。笔者经过细致的辨别与推敲,认为“有汾、浍以流其恶”之“恶”当是指因农业收成不好而导致的饥荒之年。     

心灵的中和蕴藉——魏晋时期的玄儒哲学

从哲学发生角度比较玄学与儒学的异同,可以发现二者在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方面的属性差异。魏晋士人越过式微的汉代经学化儒学,重拾先秦人本主义儒学的精神内核,将心灵的中和蕴藉作为联结点,将儒学与老庄学说相结合,从而构成了魏晋玄学。     

“精严”：金圣叹的“结构之道”——以金评《水浒传》为例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其结构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精严"是这部巨著结构上的一大特点.而这恰恰是讥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结构为"缀段体"的西方文论家所忽视的.他的这一结构观念又是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结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源文化阶段性发展述论

11-13世纪,女真人经历了部落迁徙,部落联盟到民族形成,民族政权到国家政权,政权消亡到民族解体的历史过程.金源文化随着创造文化的主体--女真人地位的变迁而呈现阶段性地发展,金源文化先后经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金代主流文化和民族解体与文化分流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