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力量,加强宁夏地方史志研究

以改革精神组织力量,使宁夏地方史志事业有所突破,这是繁荣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史志在我国学术传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地方史籍浩如烟海,其中仅各地历代方志一类,就占我国现存全部     

试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说

试论章学诚的方志学说张君炎方志是我国独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其起源于晋代裴秀《禹贡地域），晋挚虞的《畿服经》已初具方志雏型。隋唐宋时期方志有了进一步发展，体例渐趋完备，产生了隋虞世基《隋区宇图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希望早日成立史志学会,搞好盛世修志工作

作为方志研究工作者,我想对社联工作提一点意见和建议。社联工作报告对方志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只提了一句建立方志研究会。实际上方志队伍很庞大,工作也很有成绩,不但有专业队伍,还有大量有志于此的兼职工作人员。自从省有关部门在扬州召开档案工作会议提出编修县志之后,如东县花了三年时间编出了一部县志,丰县、武进县也分别拿出了县志初稿,中国社科院薛洛同志委托我们苏大举办了华东地区方志研究班。总之,修志方面     

地方史志问题浅谈

今年的七月底八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一个有关地方史志的全国性会议。这个会议是建国以来地方史方面的一次盛会。它的目的在于推动地方史志的编写和研究工作。 目前许多人对地方史志比较生疏,不太了解要编写和研究地方史志的意义。本文就地方史志的内容、意义等作一简略介绍: 一、什么是地方史志? 有人会首先问到:什么是地方史志? 地方史志就是以前所称的“方志”,不过“方志”二字比较简古,不易明了,所以增加两个字,使人一见,就知道它是地区性     

方志的体例和种类

地志的著录,始见于南朝刘宋王俭的类书——七志,方志被列于专记地域的图谱志中。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将方志列入史家杂著中。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将史分为十四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中。章学诚将史籍分为十三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首。梁启超将方志列为史十种二十二类中的十七类。章太炎将方志列为历史的第五门。体例未备之前的方志是芜杂的。专载政事的如《吴越春秋》,专详地理的如《湘中山水记》,载郡县     

《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评介

《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评介钟树《山西通志·社会科学志》（以下简称《山西社科志》）于１９９５年底正式出版。这部志书由着手至正式问世，曾数易其稿，历经十余春秋，最终以第一部社会科学志的资格进入中国方志行列，丰富了我国的方志种类，扩大了社会科学在社会生活...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隋唐五代之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宋代方志进入定型成熟阶段,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修志事业的全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新修志书体现了时代精神,体例上也形成了新的志书体裁,并且还将向前发展。     

省级军事志《大事记》位置之我见

作者从方志《大事记》的渊源、特殊作用和志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不论是《军事志》还是其他各种《专业志》，总体上都应遵循方志的普遍规律、一般要求和基本体例。主张凡属方志，《大事记》均应位列志首。并对将《大事记》位于《概述》和正文之间的做法提出异议     

学术论著《县志编修探微》即将出版

当前,地方志书编修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为适应方志编修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刘光禄与江苏李明、杨向东、陈有清等同志合著了《县志编修探微》。此书将古代方志理论和当前修志实践的经验融为一体,以简明、生动的笔调,介绍了县志编修的全盘工作,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普及性学术论著,对目前从事地方志编修的同志及有关理论研究工作者和热心方志事业     

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浅议区县年鉴如何为编纂区县志服务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国务院令,公布并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出台为保障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使我国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是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实现依法修志,建立地方志工作长效机制,保证地方志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既是地方志工作开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地方志工作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学习、贯彻《条例》精神,以《条例》精神解决修志工作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对续修方志和编纂地方综合年…     

关于新修方志理论研究及其批评问题的思考

中国大陆将近30年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迅猛,成果斐然,举世瞩目。但方志理论研究,特别是方志研究理论批评问题却相对滞后,跟不上方志事业的发展步伐。对此,必须引起深度关注。方志理论研究的正常化,"百花齐放、百花争鸣"风气的形成,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正确开展方志研究批评工作,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深刻认识方志理论研究批评的价值;二是要正确掌握、运用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三是方志创新要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同时,中国地方志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40年来云南地方史志的研究和出版

云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有着它悠久的过去。对于云南的历史,省内外乃至国外的某些学者都比较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云南有着它光辉的历史,而且是因为它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民族众多,截至解放前夕为止,不同地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大都保留着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形态,有人针对着这种情况,说云南解放前是一部活的社会“化石”,这是有道理的。 对于云南历史的研究,应该说我们的前人是有所贡献的。诸如史实的记载,专题的研究,方志的编纂,专著的出版。其中,明清以来问世的方志,在这个数量中尤占较大的比重。但勿庸讳言,真正科学性的东西不     

谈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10年,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然而,方志批评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这里仅就方志批评理论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以期抛砖引玉。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史学批评的科学。是对以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修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     

新发现的山西元代方志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山西最早的方志,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印的《山西通志》,在华北地区,仅次于正统十年(1445)刻印的《大名府志》。残本《永乐大典》中,尚保存有较完整的《太原志》和《辽州志》,修于洪武、永乐年间,又较以上二志为早,明以前志则多已散逸。近年来,笔者辑录了数百种山西古方志,     

河北旧方志的源流和发展

在我国现存八千五百多种地方志中,约七百四十八种为河北旧方志。河北方志也和全国一样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河北方志的悠久历史,从东汉户植《冀州风土记》算起,已有一千七、八百年。纵观河北方志的源流发展,根据其体例和内容,大致可粗划为产生、发展、鼎盛和进化四个时期。 产生期。河北方志的产生经历了从先秦到两汉、由全国地理志书繁衍为河北方志的漫长过程。先秦时期,河北地区还没有专门的志书,有关材料只是零星附载于全国地理志书中。《尚书·禹贡》说:冀州“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把河北境内的水利情况、土壤、赋税的等级、贡物和贡道记录下来。《山海经·北山经》载河北境内可考见之山脉约二十七,河流四十一,湖泽五,并记录了各山川地理方位及其物产。此外,还有《周礼·职方》等也载有河北事。 到了秦汉,随着封建专制统一国家的建立,统治者为加强一统区域的控制,迫切需要了解地方各种情况,于是河北方志逐渐从全国地理志书中脱胎出来。代表作有两部,一部为《幽州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东汉李恂纂。此书逸失,其体例、内容无从考见。另一部为《冀州风土记》,东汉卢植纂,植字子干,涿郡人。熹平四年,拜九江太     

近代方志学分期探论

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 ,有其自身内部特有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虽然它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 ,迟早总是要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 ,不能绝对地以同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时限 ,来划分方志学和方志学学科体系阶段发展中具体表现形态的存在状况。据此 ,近代方志学分期的上限、下限的传统界定 ,尚有可商榷之处。方志学界把清代乾嘉之际定作我国方志学的起始时期 ,这个起端亦即古代方志学的上限。但其下限 ,即近代方志学分期的上限期 ,如何界定较为科学 ,较为有利于深入、系统地研究方志学历史的需要 ?笔者认为 ,此分界期可定…     

为新中国的方志事业铸写春秋——略评《邵长兴方志文存》

在方志界有些令人尊敬的长者，邵长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与邵老从未谋面，但近年书信电话往还，文字不长、话语不多，然而他都对我的工作和方志研究给予热情的肯定，让我深为感动。这次，他的文作《邵长兴方志文存》出版，我认真拜读，细细咀嚼，20年新中国方志事业多在其     

论方志的性质

在我国的方志史上,对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专家学者们在各自的方志学论著中都在探讨、阐述方志的性质问题,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见分歧曾表现为“史地之争”。一种意见认为方志属于地理。现存的唐代至清代多种方志的修纂者及研究者,在他们所写的《序》、《跋》和评述中,多把方志认作地理,唐人刘知几、李吉甫,宋人程大昌、王象之,清代的著名学者兼方志修纂者和辑佚者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是这种主张。这一派以戴震为代表,明确地阐述:“志以考地理,但悉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直接了当的以为越出地理的范围,已不是方志的事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志是史。后汉郑玄就认为方志若“国史”,宋人郑兴裔也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这一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志属史体”。清代章学诚与戴震之间曾发生过争论。后来的梁启超、李泰棻、瞿宣颖等人也都承认方志即“地方之史”。     

史志读札

常修《恭城县志》中的奇文恭城县保留了一座结构完整、富丽堂皇的孔夫子庙,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因为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它叨了所谓“批孔”和“评法批儒”的光。但是,在民国二十六年常存诚等纂修的《恭城县志》里,收录有两篇尊孔的奇文,不用说许多人不知道,就连当年那些“批孔”、“批儒”的秀才们也未必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