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收复前的代北形势与汉初地缘政治

西汉初年,由于河南地的失去,西汉政权被迫在漫长的国境线上面对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帝国的冲击,地缘压力巨大。而代北地区则成为屏蔽关中与控驭关东尤其是燕赵地区的一个结合部,且其当匈奴单于王庭,备受冲击,屡披战火。围绕着河南地失去后代北地区复杂的战略举措与地缘活动我们可以窥见汉初地缘政治更清晰的面貌。     

试探辽代北宰相府的职能

研究辽代北宰相府的职能,首先应当注意《辽史·百官志》的两段记载。一是“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甫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①。这里涉及的全是北面中央官“朝官”的主要部门,从文意理解,北、南宰相府是总辖各部门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这段史料明显地反映出著《辽史》者将中原封建官制中的六部硬行与经过改造以后的辽朝政权机构捏合在一起的痕迹。照此,六部似乎在辽代都有相应的部门,而且是在北面官系统中,只是名称改成了“北枢密”等等。对于北面官系统各主管…     

试论尔朱氏集团的兴亡

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代北地区的尔朱氏部族迅速发展。到孝明帝时期,代北爆发起义,尔朱荣以其训练有素的部民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北魏末年,唯一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力的军队。尔朱荣凭借其军队迅速控制了北魏朝廷,平息了反抗势力。但是,尔朱荣没有意识到洛阳官僚、汉豪族的敌意。而且,在尔朱氏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贺拔岳为核心的武川集团和以高欢为核心的晋州集团。在尔朱荣被洛阳官僚刺杀后,尔朱氏家族发生内讧,被高欢一一消灭。     

试探辽代北、南大王院的职掌

本文从北、南院大王在辽朝政权中的地位和在废立皇帝方面所起的作用出发,探讨了与职掌有关的内容。指出北、南大王院在北面朝官中是军政实权的拥有者。若从部族角度分析其职能,则表现为以“镇南境”为主的军务,以及对部族日常行政、经济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等。     

辽代北、南大王院及其驻牧地探讨

本文对辽代的北、南大王院从机构、职官角度进行了论述;并初步考察了其部族驻牧的大致范围,即一是以上京为中心的驻牧区,一是以燕云以北为中心的镇戍区,有一部分也可能镇戍于燕云地区     

唐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文化意义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双重维度和唐代以前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代婚姻制度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以礼入法,法律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法律制度的建立与罪名的设立直接源于礼的规定;法律对维护家庭伦理关系的高度重视。唐代法律文化对当代婚姻家庭关系有其启示意义。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

在唐代后期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进而形成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出身低微、没有强大外戚势力的后妃的皇子更能够得到宦官的广泛认同、支持,从而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生母出身高贵的穆宗能够即位则与当时宦官内争激烈的政治背景有关。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关系折射的是宦官在唐代后期皇位继承过程中的影响。以＂泾师之变＂为界,拥立拥立生母出身低微、缺乏外戚势力的皇子即位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开启唐代文学研究的新窗口

幕府自六朝以来就一直是文士荟萃之地,许多著名文学家都与幕府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关于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的关系,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文人入幕确实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傅璇琮先生指出,研究唐代文学当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傅先生在完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后,还准备作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节镇幕僚,二是翰林学士。他认为:“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     

唐代文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成因

唐代文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成因,是治唐诗者长期未加注意或未显言之的论题。唐代文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呈地域集中、北重南轻的不平衡状态,尤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渭河关中平原、晋南汾河平原、华北豫冀大平原诸区。由此可见,唐代文学是以黄河流域文化圈为基调,以豫、冀、秦、晋地区为核心,以北方文学人才为主流的文学。造成如此的分布状态,是唐代及唐前北方文化、经济、政治、人口、交通优于南方以及文学人才的迁移、文学传统的传承等多力合成的结果。     

唐代宰相群体研究综述

唐代国家选用宰相的数量之多,在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作用之显著,为历代所罕见。近年来学者对唐代宰相群体的研究日益关注,以其为对象来考察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民族关系,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论唐代成人创作的儿童诗

唐代诗歌繁荣,儿童诗是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成人以儿童为创作对象的儿童诗,多以思念之情、丧子之痛、社会稳定时期的幸福生活和动荡时期的不幸遭遇以及对儿童的谆谆教诲为主题.通过梳理唐代成人创作的儿童诗研究现状,结合作者生活经历和社会变迁,进一步探讨唐代以儿童为创作对象的儿童诗的深刻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唐诗,对我们研究唐代儿童生活及家庭教育等情况,以及现代儿童教育、儿童诗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唐代茶诗看茶艺的审美情趣

现代社会中,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茶文化的影响愈益深远,茶文化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如果我们以美学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茶学、诗学、美学等知识,以诸多优美的唐代茶诗为研究材料,解析诗中所体现的饮茶的自然环境、使用的器具、冲泡程式等,则可以发现,饮茶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且是一种艺术和精神美的享受.深入研究唐代茶诗,便于我们把握唐代茶艺审美情趣的奥妙所在,丰富茶诗美学研究.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唐代商人妇家庭生活探微

唐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是复杂多元的。她们不仅物质生活颇有差等,而且精神生活也纷繁多样。同时,她们还有弥诚弥真的心灵寄托。唐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并非总是浪漫多姿的。认清唐代商人妇多样化的角色、面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家庭生活的全貌,更为确切地把握唐代社会的性别结构关系。     

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

唐代疾疫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也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诗中的疾疫书写为了解唐代疾疫与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通过探讨唐诗中的疾疫书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状态、身心状况及其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诗中所写唐人疫病防治观念与巫医并举的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唐代疫鬼思想观念下的驱疫活动、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特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论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之互动关系

唐代豪侠小说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唐代咏侠诗为其提供的文学和文化积淀。一方面,侠主题在初、盛唐时由诗歌先期引入,当咏侠诗达到高潮之后,侠主题又在中、晚唐由诗歌向小说转移。另一方面,咏侠诗为豪侠小说确立了侠的观念,丰富了侠的形态,为豪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当然,唐代豪侠小说在对唐代咏侠诗作大面积的继承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超越和流变。因此,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历来以隋唐佛学作为研究重点,却对同时期已趋于成熟的道教哲学思想多所忽视。唐代道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即是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道教重玄学”。唐代道教哲学若以重玄学为代表,可分为初唐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中唐以司马承祯、唐玄宗为代表,晚唐以强思齐、杜光庭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具有传承、开放、融合、思辨等多种学术特征。探究其思想内涵与性质,实是以老庄哲学的“道”论为本,扬弃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吸取佛学三论宗的部分思想内容,熔铸形成的“以重玄为宗”的新道教思想学说。倘若从哲学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其中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大乘佛学三论宗共同构成为唐代道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

唐代的中原作家之多、流派之众,属唐代之冠.杜甫就是唐代中原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伟大诗人杜甫之所以在中原出现,与中原文化底蕴深厚有关,更与唐代作家群体的强大的阵容和与之所产生的浓厚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和流派之间形成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等各种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诗及盛唐文化的发展.深入研究杜甫及中原作家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全面了解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不无帮助.     

论唐代取士中的“文”、“德”道路之争

唐代代宗宝应二年 ,科举制度出现了向孝廉举回归的现象。唐代孝廉举来源于汉代的孝廉举 ,在唐代还表现为制举的形式。唐代孝廉举的出现原因在于科举中的以文取士方向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 ,而以德取士方针被重新认可并融入具体操作方式中 ,但这必然是短暂的 ,从长远来看 ,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