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共同体的多维思考

本文认为,民族是人类脱离血缘关系的氏族和部落组织后必然的客观存在.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是多样性的.民族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共同体,在记忆基础上的自我认同意识是其存在的基础.作为人类个体,民族和公民身份是每个人必然具备的社会符号.民族共同体称呼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其属性,用"族群"代替中国的"民族"是没有必要的.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

汉语"民族"概念虽然具有含混、模糊的特点,并带来使用和交流的诸多不便,但其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泛,所显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是欧美各国语言的相关术语不能比拟的。它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和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与趋向,适应不同学科民族研究的需要。必须坚持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族群"概念的泛化使用会给我国民族研究带来困惑,不赞同用"族群"来取代"民族"。     

族群结构简论

族群概念的引入和使用,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空间.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探讨"族群结构"问题,可以从结构角度解剖民族共同体、认识民族的整体性、把握民族的发展过程等,这些将会促进人们对族群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

本文认为,当前"族群"和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互相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和关系,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     

Ethnic group(族群)、Nation(民族)与中国的民族

本文从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争论入手,揭示族群概念的引入是关于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入。指出以族群替代民族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已为民众所熟悉并在实际中不致引起误解,族群与民族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运用。     

民族玩偶的伦理:在中国西南进行旅游研究

以中国西南地区彝族(Sani)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符号装饰被使用于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旅游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以探讨"民族"是如何被装点在民族旅游活动当中的.     

共生观中的生态多元

基于人与人的生态关系多元及全球"虚拟化"的现实,民族国家观也应做出调适,要有能力超越民族国家的时间和空间,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反观民族国家,认识到民族国家仅是历史的诸多可能之一,而不是唯一选择。概念是一种符号丛,符号的征象、对象和释义三元处于不断互动易位的关系链中。民族和民族国家是许多"征象"的对象化和释义化结果,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它们必然也要发生类似的对转。征象与释义的勾连是在生命和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协调和协商过程。贝特森提出的关联性模式是民族共生的思想基础,建立在生命认知上的多元共识,是全新形势下观察和应对环境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的新生态观。     

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成就 ,特别是从族别史研究 ,经民族关系史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学术发展历程 ,分析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三大阶段的基本特征、核心目的与任务 ,从时空变化的基本视角检讨了理论认识与民族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本文认为 ,从族别史研究发展到民族关系史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80年代后期兴起的“族群关系理论”对民族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 ,促进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和发展。     

论民族与族群在变迁语境中的裂化因子--兼评"后民族结构"理论

民族、民族国家历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从分析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民族结构"理论入手,对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和内部构造,特别是其中一些裂变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     

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问难"族群"

考察近年来的"族群话语",我们发现了以下缺点(1)由于诸家在使用学术概念时不注意词义、词源和词用,也不注意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文化和国度的变异,且较少联系中国历史,尤其较少联系中国"民族"和"族群"话语的近代演变史,更缺乏足够的个案和国内少数民族表述的支持,结果,以印刷文字出现的讨论,大多成为西方话语或者西方话语的汉语代言.(2)缺少辩证和历时的观点,沉湎于"宏大叙事",束缚于功能论,受制于原生说,不能认识"民族"和"族群"的翻译话语,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史,处在一个前后不同的、开放的变化过程.(3)由于学术上的急躁,有的作者对中外相关著述咀嚼不细,乃至误读、误用、误译、误批.     

略论"族群"概念的西方文化背景

本文以美国为例,分析了英文语境中"ethnic group"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提出该概念的广泛采用与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兴起有极大的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既与美国国内的民族政策相适应,也反映了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思想的变化;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应用(或称中国化的过程)应当认真地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青海"托茂家"的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

"托茂家"是一个特殊的边缘性穆斯林群体,历史上生活于青海蒙古部落却笃信伊斯兰教,并籍此常在蒙回边缘维持自我的族群认同。新中国国家民族识别政策实施过程中,"托茂家"没有被识别成单独的民族,之后托茂群体尤其部分精英虽然作出了申请成为单独民族和更改民族属性的种种努力,然而在表象为回化实质为现代化的作用下,其文化与回族群体越来越趋同。     

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

作为西瓯、骆越族群的后裔,壮侗语族群历史记忆渊源久远,壮侗语族各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地位的确立,并非只是现代政治建构的产物,而是对被遮蔽的潜隐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针对西方"族群建构理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他者"解读,我们有必要强化基于"我者"叙事的族群记忆,同时,更需面向未来,整合瓯骆族裔的文化力量,建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系统和人文世界,维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延续.     

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民族识别——以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为中心

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一中国的族群政治》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以解构中国民族识别为切入点、继而质疑中国民族政策为研究目的著作之一.在书中,作者通过梳理壮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考察了当代中国在不同阶段实施的政策与壮族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壮族是中国基于政治需要而精心创造出来的民族.然而,这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视角、理论和方法在对壮族身份认同分析时陷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危机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思路在解释中国民族识别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     

适应性、族群迁徙与现代的文化认同

族群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动力学的特征中探讨族群的环境与适应、开放性与闭合性关系,有必要在一种族群互动的场景下去理解族群的迁徙以及自我文化认同形成的机制。在具体考察之时,分析食物的供给、人口压力,甚而重新思考"多元一体"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族群迁徙和现代的文化认同。     

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兼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

美国学者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研究壮族的经典经验研究之作。这个研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定在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并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作者总结了壮族地区和国家政治互动的三个时期,指出中央政府对广西地区实施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将壮族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所以政府必须发展壮族文化,提高壮族教育水平和保护壮族语言。但改革开放时期,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逐步拉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在逐渐提升。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族群研究范式的差异性以及此项研究的不足之处,试图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及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作一些再思考。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 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论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

民族符号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民族符号与宗教和人种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广泛的跨民族性,人种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别的准确衡量标准.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接近一致时,民族符号得以强化,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不能达成一致时,问题出现复杂性.本文试图探析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并以哈萨克斯坦重塑民族符号的努力为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重视.     

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

种比较系统的民族主义理论学派,即"原生主义","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全面梳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脉理,把握各个学派的理论内涵,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