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

1933年11月20日,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其主要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史称福建事变。事变两个月后,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肢解。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     

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酣战之时,国民党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营垒内的一次重大分裂。蒋介石因此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抽调五至七个主力师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及其转变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上海事变,国民党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国民党这个政策,在华北事变后开始发生若干变化,西安事变宣告破产,“七七”事变时,仍然举棋不定,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才被迫抗战。本文就“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转变的原因,以及它转变的作用和意义,试作初步探讨,请教于同人。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和失败

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国工农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是福建事变。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逐步降低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产生的阶级关系新变化,是国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而导致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九·一八”至“八·一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浅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态度的变化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经历了几次微妙的变化。在事变之初 ,蒋介石的态度很强硬 ,明确表示“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在 12月 14日端纳飞抵西安 ,向蒋转交宋美龄的亲笔信后 ,蒋介石的态度有所缓和 ,并表示“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然而 ,当蒋介石被释放离开西安后 ,先是在洛阳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对张、杨的训词》 ,后又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等。蒋介石这些背信弃义的言行 ,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 ,正是蒋介石这一反动本性葬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美国对华战略在国民党政权崩溃中的“负面效应”

从美国本世纪 30 - 40年代对华战略大视野出发 ,着重分析作为一支外力在国共两党这场殊死较量中对国民党政权崩溃造成的诸多“负面效应” ,认为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从根本上看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不是国民党政权的本来利益 ,美国的对华战略指导思想出现“失误” ,实际上加快了国民党丧失政权的进程。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从美国角度看 ,美对华政策结构性的矛盾本质及其由此酿成实践上的反复性造成国民党政权实际有效控制力的下降 ;二是从国民党方面看 ,美国在华喧宾夺主的特殊地位相当程度上使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陷入被动 ,这也正是蒋政权走向自身恶性循环最终彻底崩溃而最易为世人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挟洋自重必自毙的客观规律 ,警示今日台湾当政者不要重蹈覆辙 ,以免落下个玩火自焚的下场     

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为何从妥协退让转变为御侮抵抗?过去,对其外部原因论述比较充分,主要强调一个“逼”字,由于人民群众逼,中国共产党逼,日本帝国主义在逼,终于把国民党逼上了抗日的道路。这是事实,但不全面。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其内在条件和主观因素。这是对其政策转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被逼抗日的基本依据。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生产人民党”探析

"生产人民党"是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不到两个月的小政党,它的主要组成力量是领导"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陈铭枢、李济深,第三党等.文章从"生产人民党"产生的原因、性质和解散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国共政权更迭原因初探——以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考察

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一直是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学者,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导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倒台、中共建立起新政权的内在因素。本文以此书作为切入点和立论基础,对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一个全景式分析,从农民群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自身建设三个角度来解读国共政权更迭的内在原因。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守势”方针述论

皖南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攻势 ,军事守势”的方针。从“军事守势”方针来看 ,它在不同的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其间也曾作过反攻的准备 ,但未付诸行动。这个方针的内容的几次变化 ,都有当时的具体原因     

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言——读《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加紧推行其侵略政策。在我们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向国民党政府展开“和平”攻势,日蒋汪暗中勾结,活动频繁。一九四一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地迫害进步作家。为了保存力量,在周恩来同志的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有关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两个问题

蔡廷锴在福建事变策划过程中曾提出过＂拖一二个月＂发动事变的主张,这与其＂反蒋＂政治主旨有关,是蔡廷锴关切福建事变政治命运和发展前途的结果,福建事变迅速败亡的事实证明,蔡廷锴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不能简单指责蔡廷锴个人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蔡廷锴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救国价值观的主导下积极组织领导＂联共反蒋抗日＂活动,为这一时期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