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藏族人口的变动——主要藏族自治地区人口民族构成研究

本文依据1964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及各省区的户口统计资料,对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个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其变动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表明,自1964年以来,我国主要藏族自治地区藏族人口的比例略有上升,其中藏、川、青三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规模、比例均大大超过汉族;1982年以来,这些地区又出现了藏族人口比例上升,汉族比例下降的趋势。作者认为,导致各藏族自治地区人口民族构成变动的主要因素在于藏、汉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的差异、80年代以来的汉人外迁及汉人改换民族成份等。     

临夏市回汉民族居民婚姻行为的比较研究

甘肃省临夏市是个回汉民族杂居的城市,1989年,全市总人口为163616人。其中汉族人口81947人,占50.08%;回族人口77400人,占47.30%,回汉民族人口约略相等,此外还有少数东乡、保安、撒拉族人口。从居住形态上看,旧时回汉民族分居于老城外内,隔离状态至今仍有明显保留:以市中心的红水河为界,回族多聚居于河南南关八坊一带,汉族的居住区则在河北。不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一方面促使回汉民族分别保持各自的生活与文化特点,一方面又彼此相互影响。从家庭类型上看,回汉民族都有向核心家庭发展的趋向,但汉族居民中核心家庭的比重明显地高过回族,在变迁速率上,汉族快于回族。这种家庭结构上的变迁,表现在代际关系、婚龄结构和子女结构等许多方面。本文试图揭示回汉民族在婚龄方面的差异,进而探讨影响不同民族婚龄差异及择偶条件的变量因素。     

汉代易学人才的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涌现出许多专门或兼及研习《易》的人才,从学术地理的角度分析,西汉易学人才主要集中在齐地和宋地,其次是鲁地、秦地和楚地;东汉则集中在秦地、韩地和魏地,其次是宋地、楚地、巴蜀和吴地.汉代易学人才分布的变动,受到政治、人口、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易学人才的分布及其变动是考察汉代易学传授中心演变的一个方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族关系的社会人类学考察——对农七师130团三角庄地区的调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内地迁移进疆的汉族人口,同时也有部分少数民族长期居住生活在兵团内.这些民族人口和兵团的汉族人口共居一地,彼此在文化、结构、通婚和相互认知领域频繁交往、互动交流,呈现出较高的融合性.兵团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种模式和借鉴.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变动趋势浅析

本文根据历届人口普查资料及各类有关调查和文献资料,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的变动趋势同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新疆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离婚率变动及地区差异性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探索维吾尔族人口离婚率的变动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包头市在建国以来人口总量的变化(二)——人口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

本文由于篇幅较长,将两部分分期发表。第一部分为人口总量的变动,其中论述了包头市历年人口总量的变动,人口总量变动的分期,四次人口普查关于总人口的发展变化。第二部分为人口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其中论证了影响人口总量变动的因素,人口自然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人口迁移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在人口自然变动分期中,根据包头市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与全国及内蒙古自治区不同的分期。在人口迁移变动中,不仅计算出迁移增长的人口总量,而且还计算出其后裔的数量。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汉代是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时期,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八百多年时间至唐后期,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历史依据;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     

世纪之交的昌吉州人口问题与持续发展

昌吉回族自治州辖三市五县。 1 997年总人口1 4 3 78万人 ,占新疆人口的 8 37% ,国内生产总值1 0 1 96亿元 ,占新疆国内生产总值的 9 71 %。昌吉州有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 30多个民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工、农业生产 ,哈萨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一、人口特点简述昌吉州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为 :(1 )平原区人口密度大于山区 ;(2 )西部人口密度大于东部 ;(3)全州人口平均密度高于新疆 ;(4)人口的城镇化程度高于新疆。昌吉州人口的增长特点为 :(1 )自然增长率低 ;(2 )迁移率低 ;(3)州内各市县的人口增幅变化较小…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探微

河北南部一带在中国古代曾先后崛起邯郸、邺城、大名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在各自时代都发展为地区乃至北方中心城市。在东汉末年和北周末年两个时期,冀南中心城市先后发生了由邯郸到邺城、由邺城到大名的转移。中国一乱一治的宏观历史环境,冀南特殊的地理状况,以及水陆交通条件的变化等构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论隋至清北狄裔族的地位及其历史贡献

隋至清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虽不时有对抗和征战,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是历史主流.清政权已是以满、蒙、汉为主体而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北方民族在创造中华文明中做出重大贡献.     

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

汉武帝在考虑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解决现实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在汉武帝的理论思维中,"中国一统"既是民族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本人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对如何实现"中国一统",汉武帝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念。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东汉五原太守崔寔边疆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中原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崔寔建议把边疆地区作为移民开发的理想场所,并把移民开发的作用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在任五原太守期间,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和完善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体系,使五原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维护东汉王朝在边疆统治的稳固做出了贡献。     

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匈奴南下,臣属于东汉。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不断侵扰边境,双方战争频仍。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在战争中惨败,被迫挟众西逃,踏上了西迁之路。北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相对而言,外因大于内因。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