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

在当下中国,拆迁问题并非仅仅涉及到法律实践,它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政策/政治实践问题。由于拆迁问题的复杂性,所以特别需要一个与其问题规模相称的分析视角。从政治正确的视角来探讨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既能够准确把握拆迁的现实经验,又能够就其制度本身进行合理的同情理解或批评。由此来看,司法强拆就是一种寻求政治正确的制度安排,它试图以一种增加压力的方式来融合、连接和判定当下社会拆迁问题中的各种利益诉求。然而,怎样才能够经由这种制度安排来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公正等价值共识,这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也有待我们去深刻认识并践行。     

“法治运动化”现象评析

“法治运动化”现象的产生和出现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 ,本文就我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 ,存在的运动化倾向及其种种表现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以期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剔除各种不合理的和障碍性因素     

“私了”现象的法治观照

“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现象存在并趋于扩展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公了获利少、成本高、共存伦理和公权私用等因素是促使私了生发的主要原因。从立法、执法、司法等角度着手,是解决“私了”现象的主要考量。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法治

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90年代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从概念的从属关系来说,法治是政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和内涵,论述政治文明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意义,探讨政治文明对依法治国提出的具体要求.     

论权利意识与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公民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执法人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和能否文明执法,对法治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实现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者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     

试论私权利保护的制度与逻辑——以美国经济法治的历史为参照

对于私权利的保护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保护私权利的核心在于对抗来自公权力的侵害,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关键在于法律背后的权力逻辑以及政治理念。比照美国的立法、制度与理念,我国的私权利保护制度尚需完善。但从根本上讲,是需要在法律与政治理念上进行变革。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法治正当性的内在根据

以个体的行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权利应当而且可以保障和维护以个体的内在自由为核心的普遍道德权利。这是法治正当性的内在根据。以三大绝对律令为代表的普遍道德法则是检验法律权利正当性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及其合理性 (广义 )的必要条件     

法治资源的筹集与儒学实践的法律引擎

法治建设除了需要诉诸法律资源的筹集之外,还应关注到儒学实践的当代再现。尤其是儒家对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做出的阐发,原本就可以用来塑造亲属举证豁免权。家庭伦理未必只能存在于家内,甚至可以通过外溢的途径在家外获得展现,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面对后者,公共舆论加持着其他儒学理念表达出了排斥。行为互动方面的儒学传统,更是成为公共舆论的内在构成。各种情形的出现都肇因于法律的引擎。儒学实践与法治建设共同塑造着当代的社会氛围,人们的日用常行连缀着儒学文本内外。只要把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式思考和文化知识论转换为关联式思考和文化修养论,通过研磨具体事例即可发现,儒学对法治的参与大致遵循两种进路,即建构论和自然而然生成论。     

法治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完善过程中创造以及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是与先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充分认识法治对政治文明的价值,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以法治建设为根本。     

论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

"民生法治"是党的十七大后法学界提出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民生法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对民生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对侵害民生权利实施法律救济.从我国目前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四大民生基本问题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作出认真的思考,为民生法治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论禁止权利滥用是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向人们昭示了一种价值趋向:在利益面前保持克制,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限制自己的权利.因此,社会民众的普遍限制权利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人不限制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同样有滥用权利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社会结构的瓦解.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权利,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还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法治社会中维系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精神要素.因此,禁止权利滥用是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发挥人大在推进“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中作用的思考

开展“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主题实践活动，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法治广东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扩大公众知情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这是法治建设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在推进“阳光法治、法治惠民”活动中，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提高立法质量，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     

律师被铐事件的法治思考

律师在社会化生活中的地位如何,与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律师社会地位的成长过程,与人类社会法治水平发展的脉络是相呼应的。在法治水平低下的社会,律师的社会地位低,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微弱;反之则高、则强。2009年7月10日云南省澄江县法院法官将出庭律师铐在法院篮球架上晒太阳四十分钟左右,这一事件引起了法律界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通过事件的反思,为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法治主义”的政治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法治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