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三十年来我国义和团研究述评

<正> (一)八十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广漠的原野上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曾使全世界目瞪口呆。在中外反革命联合残酷绞杀义和团以后,帝国主义分子、清王朝、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不同的角度以“排外”和“迷信”的“暴民运动”来解释这一页历史。尽管无产阶级的革命     

《义和团皮簧》考论

《义和团皮簧》文本见于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抄本影印本第25集。剧本作家不详,创作年代约为清末民国初年,背景以聂士成抗击八国联军始,描绘了上至神仙人物,下至洋行老板、市井无赖等人的生活状况,并以神话形态再现义和团众与教民的对抗故事。《义和团皮簧》将义和团青年领袖刘十九、张德成刻画成了反派角色,与之对立的则是耕读世家出身的王少泉和正人君子王振明,而海干和天灭这类和尚道士的介入,使得戏曲多了几分传奇浪漫色彩。《义和团皮簧》是一出罕见的反映义和团首领负面形象的戏曲作品,这种意识形态折射的是晚清、民国时代教民和士绅集团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义和团皮簧》具有通俗演剧文学的素质,活泼的人物性格,幽默的人物对白,紧凑的故事情节,都是值得关注的特色。     

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拙作《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发表之后,似觉言犹未尽。与此同时,史学界提出了引人注目的义和团“奉旨造反”的论点,实际上也涉及到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为此,有必要再就义和团运动高潮间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进行论述。     

鲁西北平原、茌平一带义和团特点述论

鲁西北平原、茌平一带义和团运动很有特点,很具典型意义。研究平、茬一带义和团,对认识全国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很有裨益。其特点是:1、成份较纯,其拳首拳众多是贫苦农民,是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2、组织分散,由于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种种原因,没有形成较大范围的统一组织领导。3、有一致的斗争目标,反帝灭洋斗争大方向明确,且有较好的群众纪律。4、反帝亦反封建。对义和团的封建蒙昧、宗教迷信等落后面,要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抓主流,看本质,以今人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当时的农民从而否定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的观点是大可商榷的     

义和团运动中的道教信仰

与义和团有着一定渊源关系的铁布衫(金钟罩)、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道教信仰的成分,在义和团另一大来源神拳中道教影响也很大.道教教义中的八卦在义和团揭帖中多有使用.原本用来宣达神意、驱妖捉鬼、祈福攘灾的道教符咒在义和拳、义和团中广为流传.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义和团在与列强的武装对抗中,急于引进神秘性的咒语、泛化咒语,用以壮胆助威.在义和团揭帖中频频出场的张天师以及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吕洞宾等道教神仙是义和团排外灭洋勇敢精神的坚强支柱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单靠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战胜外敌的.     

从义和团观 看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义和团是一次民间自发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但是在其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对于义和团却出现了不同的评价。从民族主义者对于义和团不同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性质、发展的不同观点。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迷信及其非理性因素探析

在社会转型期,迷信具有危害性、欺骗性和扰乱性等特点,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之上,其本质是非科学的。迷信有历史、社会、认识根源等,还与人的非理性因素息息相关。探析迷信是为了战胜迷信。反对当代迷信,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科学与文明最终战胜迷信与愚昧是一个必然趋势。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从而把“扶清”口号纠缠在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上,是对义和团口号的误读。通过对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的考证,可厘清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证明“清”是作中国解。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时,使口号的主体发生了“转换”,所谓“扶清”、“助清”,是神扶神助。义和团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作用。“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笼统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的色彩,因而,正确解读“扶清灭洋”一类口号,对恰当认识与评价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民众民族主义的种种特点,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特约评论人语

关注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重视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为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之一。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义和团民间资料调查,长达四十余年,三百多名师生的足迹遍及冀鲁豫数省,获得了民间宗教与义和团的起源等方面的资料百几十万字。2000年结集出版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延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试论义和团仪式的社会意义

<正> 华北农民在义和团这场伟大的反帝运动中表现了显著的民族精神。在这篇短文里,我想从文化史的角度着重讨论义和团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义和团仪式中“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源流,同时借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中关于仪式(Ritual)与表演(Performance)的概念来解释义和团如何利用早已存在并相当普遍的民间宗教仪式唤起农民,发动这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的。     

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大特点 :一是“义和团”的名称 ,二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 ,三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追求。根据这三个特点出现并泛化的情形 ,可把义和团起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和完形期。大刀会吃符请神、“刀枪不入” ,在斗争中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 ,为运动提供了雏形 ;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坚持了“兴清灭洋”的宗旨 ,为运动提供了义和拳、义和团的名号 ;鲁西北金钟罩神拳开展斗争后兼有了三大特点 ,成为义和团的完成形态     

数字语音迷信的民族差异比较及其传播修辞价值

数字语音迷信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依靠联想、心理暗示或附会,崇信或忌讳语音的数字及其组合的社会现象。本文对比分析了汉族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数字语音迷信及其成因的异同,概括了汉族数字语音迷信的特点,阐述了数字语音迷信的传播修辞价值,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营销价值,指出中外数字语音迷信在奇偶数、具体数字及其含义、运用领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汉语数字迷信多是谐音数字组合。数字语音迷信具有重要的营销价值。     

“东南互保”与袁世凯

1900年6月,局势急剧变化.清王朝中央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排外集团,取得了主导地位,左右了朝政.6月10日左右,义和团在他们“道引”下,大批涌进北京.16日,西太后任命刚毅、董福祥招募义和团成军.八国联军于10日从天津向北京进犯,17日,攻占大沽炮台.16日至19日,西太后召集四次御前会议,光绪帝、荣禄与许景澄等剿拳和洋的主张,未被顽固派和西太后接受.21日,发布宣战与招抚义和团上谕,开始围攻北京公使馆.23日,西太后任命载勋、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把义和团纳入官家轨道.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廷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鄂西“神兵”起义纪略

1920年,在土家族、苗族聚居的鄂西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神兵起义,一度蔓延到川黔湘边区,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神兵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团体,有很多近似义和团、白莲教之处。当年曾在鄂西战斗过的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指出:“神兵虽然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外,一般地不欺压群众”。神兵起义矛头直指军阀、团防、土匪和贪官污吏,攻城掠地,歼灭过大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赵春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康梁维新而人士普遍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呼之为“匪”、为“盗”、为“乱民”，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祸国家”；而对借口镇压义和团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康梁等人则...     

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建国以后义和团研究在很长时间里主要围绕着运动的性质及作用、是否反封建、是否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这类问题而展开讨论。近20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话语的转移,一些更具有学术性的课题,如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背景等内容,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范围扩大到华北游民、民间结社、教民心态、乡村社会、社区精英、基层控制等领域。与此同时,实地调查资料、文献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发掘,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运用,不仅澄清了诸多重大史实,理清了事件脉络,而且开阔了研究视野,充实了分析方法。上述进展,为深化义和团研究构筑了新的平台。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山东大学、中国史学会、上海大学、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10月18日-19日在山东大学举行,来自德国、俄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90多位学者参会,共提交论文57篇.本次会议采取全体与分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讨论,共举行两场全体会议和四场分组会议,同时还有10月20日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一场专题讨论会.与会代表围绕"义和团: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就义和团运动的起因、组织源流及评价,清政府与义和团,报刊舆论与义和团,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义和团运动时期西方在华传教事业以及列强军事侵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研讨.兹将各方学者的主要观点加以整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