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意”说考辨

章学诚史志理论的核心是"史意"。由于章氏生前未对"史意"这一概念作过明确的诠释,导致后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学界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症结在于学者们从概念到概念的求证方式,即只在章氏有关史意的某些字句上做文章。若将章氏有关"史意"概念的论述,与其史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即从章氏之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修志实践和校雠学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相互印证和深入探讨,不难得出章氏"史意"特指内涵乃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认识的结论。     

《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

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的重点在于论校雠、目录之学,其中申述的关于义例学的观念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整体的关系。《校雠通义》的义例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在于《校雠通义》的相关评说体现的关于史著的义例观,第二层在于这种义例观投射在本书的写作上,以其书的自成一体体现出来。章学诚的义例观始终围绕着史书编撰的宗旨与体例展开,《校雠通义》一书充分体现了他“辨章源流”的思想,在论史学、史传、史述、史意的各个环节中,他都强调对源流的清晰把握,并采取了会通贯穿、由博返约的学术方法。作为一部旨在于接续古代校雠学经典的专著,《校雠通义》寓含着“本末兼该,部次相从”的义例观,力图在“洞析幽渺”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充分体现了史家的眼光与识断。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整全性与精神性看近现代中国文论的源流

在当代“后理论”语境下,从文论的视角,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放在中西“精神谱系”或“学术源流”的脉络上来加以考察,可见前现代时期即中国近现代文论发轫期之精神谱系的整全性、精神性。《文史通义》对“道”之“三人居室”特性的解释与“道器合一”的整全性追求,对“史德”与“文德”相辉映的“纵横之辞”的回溯,对“易”“气”“理”“情”“性”等生生之精神的提炼与重振,为近现代中国文论史与学术精神史的续写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隐喻型的章学诚和转喻型的戴震

西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比喻类型作为区分史家的依据.以此为启发,从章学诚和戴震各自的一个早年回忆入手,可得出一个推论:章学诚的“语言—思维”习惯带有隐喻型的特点,而戴震则可以说是转喻型的.这个差异,是他们两人分歧的原始根源.这个推论既符合了以往研究的一些共识,也能为乾嘉学术研究史上一些争论提供新的思路.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大众哲学》的大众立场及其时代价值

理论界对《大众哲学》的评价和研究普遍存在过于强调“通俗”而忽略“大众”的现象。从“大众”视角出发,《大众哲学》的大众立场可以表述为：大众视野、与时俱进、服务大众、大众言语。这对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深刻的启示。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以历史冲淡乃至代替现实和未来,而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丰富和变革思想性的历史,从而实现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     

同天之乐与忧患经世--论张载的理想境界

张载的理想境界既是同天之乐的境界又是忧患经世的境界,是内在成德之乐与外在济世之忧合一的境界。张载认为学礼、循礼不仅可以明理、正心,达到同天之乐,也可以使不仁者仁,亦有济世之功。张载的理想境界不仅对中国儒家人生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对当代个人精神健康、家庭幸福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

宋人赵普的“道理最大”常被哲学史家注意。这一观念虽然可以被诠释为“理学”的起点 ,建立起宋代哲学史的系谱 ,但它也是宋代政治上的关键词 ,必须放在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场景中 ,才能得到思想史的理解。不仅“道理最大” ,包括宋代的“一道德 ,同风俗”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哲学史 ,常常是对中国思想进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或“脉络化” ,忽略了思想的历史场景 ,其实 ,古代思想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世界 ,必须有具体的历史背景 ,而且经历“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因此 ,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场景 ;同时 ,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画地为牢。     

马克思实践观的他者向度及其当代超越性解读

“实践”并非是一个其义自明的概念,它需要一定的理解框架,对马克思实践观当代超越性的解读亦是如此。马克思实践观对近代哲学所进行的变革以及它在当代哲学中所产生的效应是广泛而深刻的,仅从“他者”向度来看,一方面它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对近代主体哲学的超越,另一方面它在与当代哲学对话过程中先期范导了哲学的当代转向,这是马克思实践观在当代所具有的超越性之具体展现。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

21世纪,新全球化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次上构成挑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新地平线上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展示自己当代性,因而必然导致创新、与时俱进。本文基于“时代反思”的基本路径,考察了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及问题谱系,认为理论创新的主题、视界与范式应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宗旨,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哲学。     

康德实践哲学及其意义探析

康德开创了主体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建构了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实践哲学。康德实践哲学以自由为核心,将主体性问题研究由认识论提升到主体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问题升华为道德实践问题,展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广阔领域和深刻内涵。康德实践哲学对现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它的局限则暗示人们,建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运用实践论思维方式,是建立合理形态的实践哲学的必由之路。     

《三国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

根据文献中关于《三国演义》的记录,朝鲜对《三国演义》的态度,经历了否定和广泛接受的过程;《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在朝鲜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表达了时代的声音,而且与“民间化”的儒家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宇宙及其无限性规律的元哲学思考

从元哲学维度看,宇宙是以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统一作为具体存在形式的、在时空中按规律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宇宙无限性规律可以归结为:具体事物把自己"规定为有限物并超出其限制"进而展现出的物质在时空中存在和运动的永恒性、无极性和平衡性。宇宙无限性规律具有客观矛盾的根源性、自我限制性、扬弃有限的无限性和无限平衡的趋向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