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金融权:主体、本质属性及权能

农民是农民金融权最基本的权利主体,国家是农民金融权得以保障和实现的义务主体。农民金融权是一项主体特定的人权,是一种旨在维护农民金融利益的权利,是一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权利,是一种追求金融实质平等的权利。农民金融权包括农民合作金融权、农民民间借贷权、农民商业性金融权、农民政策性金融权、农民农业保险权等权能。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大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上权利从两权分置到三权分置,其目标是在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农村土地上权利的流转,实现农民财产性收益,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大庆市应及时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调整农村土地上权利流转的操作方法,通过具体制度调整,为大庆市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提供保障.     

植物新品种独占权与食物权平衡之机制

食物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认可的基本人权.植物新品种独占权是TRIPS协定要求WTO成员必须予以保护的知识产权.作为私人权利的知识产权,其垄断性决定了它对粮食安全与食物权保障的漠视.TRIPS协定允许WTO成员自由选择实施保护植物新品种义务的模式.我国应及时完善植物新品种独占权立法、平衡配置育种人、研究者及农民的权利诉求,在维护知识创新的同时促进食物权的实现.     

论宪法上的社会权

我国现行宪法对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虽然目前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基本生活水准权和健康权等社会权,但仍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它们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社会权在性质上不仅仅是一种积极权利,它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属性,相应地国家对社会权负有消极尊重和积极保障的双重义务。宪法上的社会权具有特别的价值,它是普通的社会法上的社会权的立法依据、审查依据和解释依据。     

民法典视域下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研究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人民法院应对"执行难"难题的一大创新举措,对于惩戒失信人及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在信息公布内容、公布平台、退出机制和权利救济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致使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受到侵犯.《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信息的界定及其公开的"必要原则",明确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在实质上体现了"被遗忘权",对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具有指导作用.保护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需要从完善我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公布方式、公布平台、退出救济等角度入手,在制度上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提供根本保障.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中的自治、民权之悖论现象分析——以孙中山『分县自治』思想为例

按:就学理而言,近代西方思想家强调人民享有主权的基本依据是作为自然法理论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它主张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可剥夺和不可出让的权利,如生命权、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且,人的权利既然源于"自然",它就不依赖国家而存在.相对于权利而言,国家只是个人权利让渡而产生的一种派生物,是人们为了使自身权利得到保障而达成的共同约定.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制度缺陷与农民生态权的缺失

生态权是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作为权利主体,农民参与生态权维护有利于实现环境正义.提高环境效益.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环境资源产权关系不清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边缘化、农民环境信息知情权缺失以及农村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等制度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生态权严重缺失,农村生态保护主体严重缺位.因此,需要从立法完善、参与权的确立、信息公开、利益驱动以及公益诉讼等方面切实保障农民参与农村生态保护,重享良好的生态权.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以青海西宁为例

失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失地农民虽然身份与户籍上变成了市民,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各种社会权利以保障他们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基本社会待遇。养老保障权是失地农民享受市民权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他们享受宪法赋予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表现。本文以青海西宁为例,在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     

社会保障中的法律正义观及其实现

正义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主要通过分配权利的方式来确立正义,体现正义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是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减压阀,暗合法律正义的基本精神。中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一种歧视性的待遇,不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主要依靠生育儿女养老,国家生育政策难获认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赋予农民完整的公民权,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律正义的要求。     

城市郊区农民参与城市化的途径及其有效性分析——以海淀北部新区为例

文章基于国内被动城市化的弊端,提出了城市郊区农民参与城市化的理念,即让农民参与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权益得以保障甚至提升.为实现这一理念,文章先从理论上构想了就业和收入两方面的实现途径,分别是以城市配套服务产业为先导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征地补偿方式的创新提升农民土地产权参与收益分配的能力,之后以北京近郊海淀北部新区为实证分别分析了两大实现途径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政府的责任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国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的突出特点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直接补助参保农民。面对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元。占总人口数60．9％的7．8亿中国农民,有理由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恩泽于农民,也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减轻农民医疗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中,农民不仅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体。实现农民的主体地位,需要强化制度创新,确保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与能力。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文章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并从我国农村土地立法的缺陷着手,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缺失的原因,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在所有能够影响农村社会政局稳定的关系当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又是最难处理的关系。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稍有不当,就会影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在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目前,农村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处于相对紧张状态,其原因恰在于涉及到农民权益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存在着欠缺。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规范政府的行为。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私权自治

农民私权无保障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化.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参与管理理论、当代行政法学"行政权--公民权"的平衡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持项目的过程中形成的村民参与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实现农民私权自治,其核心是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管理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询问权、评议权、表决权、监督权、诉讼权等.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思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和试点实践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规,却成为社会上通行的做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经济的飞速发展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成为必然趋势,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是立法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国家应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要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