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复和：论中世纪视觉艺术接受的救赎意识

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视觉艺术成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外化形式,人们的审美经验也由基督教信仰所决定和塑造。基督教信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上帝的复合,救赎意识贯穿于视觉艺术接受活动过程,这在教堂建筑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救赎意识使得中世纪的审美意识具有了超越性的特征,这种超越性是中西方美学精神的重要区别。     

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多年来，我国对托尔斯泰著作的理解主要基于俄国和欧美文化立场的阐释。而这些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对托尔斯泰一生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对托尔斯泰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缺乏重视。而这恰恰正构成托尔斯泰一生精神探索和创作的重要特征。关首《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因、主题和书名含义．过去多从社会宏观的外在动因进行说明，缺乏对托尔斯泰的“具体历史性”思考，没有顾及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在他否弃了西方的进步观念之后，试图在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平）中寻求一种可以对抗滚滚而来的西方文明（战争）的力量。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内涵。而从托尔斯泰东方走向传统文明的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出《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说的拱形结构的意义。两组几乎表面无关的情节线索，形成东西方两种文明中人的不同境遇和命运的排列的鲜明对照，把两位同样可爱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引向不同的结局。对小说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读，不再是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关于《复活》书名的辨析和超越的路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加以诠释。在以基督教的关键词“复活”命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蒙受神恩救赎而复活，而是像中国人那样的良心发现和弃恶从善。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中国人的“复性”，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这不是一种靠神恩和救赎的复活之路，而是中国人所走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的道路。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从理性拯救到信仰救赎:斯多葛主义伦理学之于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理论形态的塑造深受斯多葛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世界城邦、顺应自然作为斯多葛主义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启发了基督教"天国生活"、"信奉上帝"诸多信条的阐释模式。主体如何才能获得拯救,这是二者共同的现实关注。理性的自足与上帝的恩典分别是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为人们提出的两种解决思路。表面上二者都显得极为消极,但斯多葛主义强调主体与万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转化为伦理关系,这一现实活动本身就是成就"主体"。这种以人为本的理性立场是迥异于以神为本的信仰立场的。辨析基督教思想中的异质文化,对于思考"非基督教文化"的伦理学说如何面对现世问题、应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有着深远意义。     

中国"公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基督教文学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苑中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而璀璨的景观.随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督教文学这一传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传播和延续.虽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不甚充分,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提倡和实践,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教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对中西美学比较的几点思考

比较美学是现代比较潮流中必然要涌现出来的一朵晶莹的浪花.这里的比较,不是随便地把这一个和那一个拿来比较.而是反映和代表着一种现代精神的比较.与现代相对应的是古典.古典世界,从西方到东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追求永恒真理,西方从柏拉图的理式,基督教的上帝到黑格尔     

上帝的“误读”与“悟读”——上帝“演变”所透视的生命内涵

“上帝”原本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但是,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认识的深化,上帝越来越普遍地受重视,它不仅走出了单一的基督教含义,而且体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历程,蕴含了人生和生命的成长历程。文章从上帝概念的演变和发展这一维度来探讨其所透示的生命内涵及其意义。     

论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批评的宗教背景

本文从宗教背景切入,对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批评所依据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作了学缘谱系的追溯,厘清了赛义德之东方主义的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认为,我们的后殖民讨论及文化批判所依据的学理背景,就是以儒道释为主脉的华夏东方文化,而非赛义德之东方主义.     

太平天国的“魔鬼”

基督教的魔鬼是罪恶的代表。上帝是善的,而世界上却有恶,这就是由于有魔鬼与上帝为敌,诱人犯罪。《旧约·创世记》说,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初人以后,一条狡猾的蛇引诱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从此就失去了乐园,引来了罪孽苦恼的世界。这     

奥古斯丁的宗教幸福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奥古斯丁是为基督教进行哲学辩护的第一人,在他的基督教观念或思想中存在一些积极的理性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启示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奥古斯丁的幸福就是拥有上帝这一命题为导引,阐明基督教对社会所起的正功能。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