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吴与弼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张俊相吴与弼（１３９１──１４６９），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明代著名理学家，＂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吴与弼的有生之年，历经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八帝的封建专制统治，亲眼看到了明代社会由盛...     

明代宣德年间的经济恢复

明初宣德年间(1426——1436),由于明宣宗实行了一系列薄赋轻徭、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上他本人勤于政务,励精图治,遂使明初出现了“四境无虞,百姓安业,几于小康”①的恢复局面。正如孟森先生所云:宣德年间“为明代极盛之时”②。本文拟就宣德十年间的经济恢复情况做一粗浅的探讨。 明宣宗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社会现状虽然不能说是个烂摊子,但应当说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从明朝建国开始,虽然经历了洪武、永乐、洪熙近六十年的“经济恢复”,但因军事行动接连不断,政治大狱此伏彼起,自然灾害连年发生,这种经济恢复并没有收到多大实效。永乐十九年,明…     

文彪百代 骨鲠千秋——方孝孺的散文理论与实践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方孝孺博学多才,工于文章,“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明史·本传》),“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明儒学案》)。而其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尤为世人敬佩。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兵入南京,篡取帝位,召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命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     

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

<明太宗实录>是以朱棣为传主的帝王专史,为了突出朱棣这个主角,该实录将他的对手建文皇帝塑造成反派配角,对其形象进行了有意的弱化、矮化和丑化,将建文帝描写和塑造成僭伪者和昏君的形象,经常受到朱棣感召的被动形象,以及听任"奸臣"摆布的庸君形象.对建文帝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然而,该实录在记载建文事迹时,在不太敏感的内容上也保持了据实直书,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     

明代的乞留

<正> 在封建社会,官吏任满当调离升迁,百姓们到上司或中央吁请继续留任,是谓乞留。在金、明、清等各代史书上,都有乞留的记载。乞留曲折地表达了百姓爱憎的心声,它是对官吏清贪的鉴定,对于惩贪褒廉、澄清吏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乞留作为一项不成文的制度而实行,首推明朝前期。以布衣提三尺剑建立大明帝国的朱元璋,汲取元季吏治腐败的教训,一方面重惩贪官污吏,一方面大力奖掖清官廉吏。鼓励和倡导乞留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从明初到洪熙、宣德、正统百余年间,都实行允许乞留的政策,“吏治淳厚,     

民主、公意与政策合法化的逻辑——来自法国《首次雇佣合同法》危机的启示

政策合法化是一个政治力量谈判与妥协的社会契约过程,其依赖于一系列十分复杂的政治活动与制度规制而发生作用.作为社会理性主义者,政府深思熟虑的政策方案常常在政治妥协与互动过程中发生戏剧性的改变,直至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或达成一致为止.但是,政策的合法性是有限度和有代价的,随着追求的政策合法性程度越高,一个社会需要为之什出的社会和政治等各类成本也会边际递增.运用科斯的经济学方法将卢梭的公意、民主理论与政策合法性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政策科学中的"卢梭-科斯定理",并以法国<首次雇佣合同法>的危机事件为例分析政策合法性的政治难题.     

明代北京经济述略

<正> 北京是我国历史比较悠久的政治与文化名城,到明代,它有了明显的发展。本文围绕经济状况,做些初步的探讨。一元末战乱之后,北京人口一度大减,故明初时出现了“商贾未集,市?尚疏”①的现象。朱棣即位后,针对这一状况,采取了各项积极政策。他下令“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②。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薇州等府无田粮井有田粮     

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李自成起义军深得民心的政策分析——兼论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非"平分土地"

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主要是因为受益于其在崇祯十三年以后推行的减轻赋役负担、赈济贫穷、严明军纪和平买平卖四项政策,而非土地政策.李自成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而根据明清时期"均田"的含义、李自成的思想体系以及起义军推行的土地政策来看,此处"均田"不是指平分土地.明官府也曾注意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实行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相类似的政策以自救,但终因阶级利益所碍未能彻底推行,从而走向败亡.研究李白成起义军的上述政策.对重新客观审视晚明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明末农民起义所达到的政治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

缺乏政治共识被认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后果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共识存在把对国家的基本合法性与其具体政策和各个政府机构的政策区分开来的趋势。政治共识问题多出现于后者,对它的争议目前还未根本性地影响国家总体的合法性基础。另外,法治国家建设使得作为程序性共识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政治冲突的最终防线。这是一种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政治共识。对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保护、对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利于中国式政治共识的进一步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

政治文明是政治观念与政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表现,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表现形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民主政治必须是一种法治化的有限民主,党的领导就是在法治化体系内依法执政,而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执政,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从而在合法性视野里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构架.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当合法性遭遇正当性--以施米特宪法思想中的对抗理论为背景

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产物.施米特的理论中,合法性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架设起沟通宪政思想与政治学说的桥梁:他从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理论,突破了形式合法性的束缚;但在追问正当性的实质时,为迎合当局需要却又陷入个人决断的巢穴,为纳粹的上台裁制"嫁衣".中国的法治进程,同样呈现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就让我们以施密特"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理论的利与弊,作为反思自身和中国宪政建设的良好契机.     

历史地理思想的发展与文明传承观念的深化

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地理思想的角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与历史观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宋、元、明、清时期的表现则更加突出.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则是这一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一个突出反映.无论是全国各族统一时期,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并列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是建立在中国疆域之内,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宋、辽、金时期学者对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元代统治者注意从历史地理角度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明清时期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认识的深入,都是对这一观念的诠释.而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又对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发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三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

发达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可以类型化为一元模式,即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之间是连续的,是由传统政治价值"自然"演变而来的,并非是外来的.与此相反,后发展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呈现为二元形态,即本国的传统政治价值与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民主政治价值形成二元格局.合法性本身具有规范和经验的二元性,合法性的二元性有可能导致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过程的脱节甚至背离.这种状况将规定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容及其发展逻辑.后发展国家是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启动和推进政治发展进程的.后发展国家的国际环境可以类型化为"先进一落后"二元结构环境,而国内环境则可以类型化为"强国家一弱社会"二元结构环境.合法性的二元化与发展环境遥相呼应,进一步规定政治发展的内容和逻辑.本文在合法性、发展环境、政治发展的框架内,讨论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的逻辑.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密疏与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诸帝多怠政,但世宗嘉靖皇帝并非完全如此。嘉靖前期,他励精图治,中后期虽少临朝或不临朝,他却能牢牢地控制着朝政而威柄不移。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嘉靖朝为明代使用密疏十分广泛的时期,这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因而其理政方式不同于以前或以后的诸帝。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与诸帝相比主要有三个转变,即早朝由勤于理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这三个转变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嘉靖皇帝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之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绝对控制,从而形成了嘉靖皇帝独特的理政方式。     

正朔论与政治统治的更迭和延续

这里说的正朔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又被称为正统论、正闰论.其本质的内容与特点,是通过运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伦理道德、政治道统、文化传承等理论,来论证统治者的地位之"正".这种观念是古代政治思想在史学上的一种反映.从史学发展过程来看,正朔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更多地表现为以"天统"来证明"政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地具有了新的形式与内容,文化修养、政治功业等因素被更多地纳入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之中.     

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文章认为 ,相对 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 ,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出现了内向化演进的倾向。这种内向化演进的倾向是中国传统社会运动机制和明清时期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相交合的产物。同时 ,明清政府采取的守成农业社会的政策取向 ,使国内的专业化生产和对外贸易处于抑制状态 ,萌动的市场关系始终得不到一个生长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发轫初期 ,中国错过了融入世界的一段绝佳的时期 ;煌煌的乾隆盛世正是中国落伍于世界的最后转折点。     

“贞观之治”在于谏

<正>公元626年8月,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登基,年号贞观,史称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经过严重战乱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的局面,励精图治,在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景象,使贞观时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历史把他当皇帝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盛世"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