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

在哲学史上,除了安瑟伦的证明形式外,还有黑格尔提出的对本体论证明的恢复性改造。黑格尔在肯定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内容上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证明在形式上的错误,并为恢复这一证明指出了方向。我们认为,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就存在于黑格尔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中。     

黑格尔论命运与惩罚——早期文本中的康德批判与同一哲学的构想

“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是黑格尔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文本.通过对康德法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同一哲学的最初构想,明确了自己后来哲学发展的根本原则.黑格尔指出,康德的法哲学跟他的道德哲学一样,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恰恰是以一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导致了新的对立和人的自我分裂.受益于荷尔德林关于“判断与存在”的讨论,黑格尔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康德的正义观和对法的理解.犯罪与惩罚的关系不应该像牛顿力学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因为这样的法律和惩罚相对于犯法者将永远是一种异己的力量;相反,真正的正义体现为犯法者在命运中与异己力量的和解,这是对源初的统一性的恢复.因此,法律是客观理性的自我实现,而不是对非理性的压制,而这一包容差异和非同一的新的理性观也成为黑格尔成熟时期体系哲学的滥觞.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论霍克海默对德国观念论的扬弃

1925年以后,霍克海默逐渐摆脱导师科内利乌斯学院派哲学的影响,对德国观念论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批判。最初,霍克海默站在黑格尔辩证哲学的立场上对康德知识论的二元论与形式主义进行批判;但同时他也发现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一个永恒的本质,它把现实的总体性当作一种精神内在发展的产物并最终导致了绝对性,这造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并成为一种形而上学。鉴于此,霍克海默又接受了康德"实践理性优先性"观点,但将具体的个体需要、利益、困境作为理论认识的动机和标准,并系统地联结历史与社会现实,用社会历史的反思来追求幸福。由此,霍克海默又超越了康德,否定了康德唯心主义的道德哲学,产生了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想,也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前身。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论米德对黑格尔“自反性”内涵的阐释与批判

"自反性"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主体哲学中,"自反性"主要局限在自我内部进行,由此导致了意识哲学中自我研究的主体困境。"自反性"研究直到黑格尔才有了实质意义上的突破,而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乔治·米德则继承了在黑格尔那里遗留下来的"自反性"研究的遗产,在自反性的反思对象和逻辑起点上超越了黑格尔的理论,并得出结论:自反性必须以承认自我的主体间性为前提。     

黑格尔法国革命观中的自由主义批判

围绕法国革命这一大事件展开对自由意识的分析批判,是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黑格尔认为,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绝对自由”的渴望,既是近代欧洲历史和精神发展的一个必然性环节,但又处处显出缺陷,显出过渡性的环节。“绝对自由”的冲动终告失败,从结果上验证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内在矛盾。     

奥斯维辛之殇:阿多诺对黑格尔普遍历史观的内在批判

黑格尔声称普遍历史是世界精神在现实历史中合乎理性的展开过程,但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社会政治灾难使得阿多诺无法再相信黑格尔受启蒙思想改装的神正论.阿多诺指出了普遍历史的前进过程中充满了普遍对个体的暴力与个体的种种牺牲.基于这种为死难者诉求的立场及现实的苦难作为否定辨证法的动力,阿多诺强调了黑格尔普遍历史中被毁灭生活所代表的非同一性,从而彻底化了普遍与个体的辩证关系.     

论毛泽东思想的“客观形成“与“主观提出“

关于如何历史地还原毛泽东思想的"客观形成",学术界存在6种不同的"起点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观提出",亦即怎样科学地表述毛泽东思想,在史料学意义上也有多种说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极其必要的.     

黑格尔自由意志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

自由意志问题无论对于理解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对于理解个人的社会生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黑格尔从思辨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自由意志的三个环节和自由意志从自在的自由到自在自为的自由的发展,提出了法是自由的定在这一著名的论断.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自由意志问题是非常有教益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理性的批判及其重大意义——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国家理性是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是"绝对的神物"和"绝对的权威和尊严".国家理性通过中介环节即等级要素统摄着君王、官僚和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国家理性的实质:黑格尔的政治国家是从概念推演而来的,是作为主观实体性的政治信念;黑格尔为国家理性所做的概念推演,主要目的在于为现实的普鲁士王国寻找哲学根据.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方法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展开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迈出了具有开拓性的一步.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理性的批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奠定了基础.     

试论主体性德育

当代学生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传统德育陷入困境 ,在把握德育宏观目标的同时 ,强调主体性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通过主体品德能力的提升、提高认知与辨识能力、提高移情与内化能力、加强学生在德育中的自我教育作用、注重道德践行、培养创新能力等措施 ,突出发挥德育的主体性作用 ,是社会和个体发展的现实需求 ,是德育取得实效的必然选择     

缪荃孙文化播迁中的学术思想研究

缪荃孙是清末民初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诗文著述、教育、藏书等多方面皆有可观成绩,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被誉称“四大才子”。缪荃孙古籍方面的重要建树反映在他参与了《书目答问》的编撰,入仕后,在目录学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艺风藏书记》三编的编撰。缪荃孙的学术文化,无论是内省式的为己之学,还是外倾形的为人之学,都始终反映出变革时代中的文化特征。探索他在时代变动中的心灵路程,研究其学术思想变化脉络,可以更好地把握一代人的文化思想轨迹。     

福柯的哲学谱系及其修行面向

福柯受哲学好奇心的驱使,踏上了摆脱自己、超越自我的哲学征程。考察福柯晚期思想演变发现,福柯一直做的是哲学工作,其中对自我的关注以及对现时当下的关切贯穿始终。福柯晚期在与柏拉图、斯多葛主义、犬儒主义及伊壁鸠鲁主义的思想碰撞中,对哲学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将哲学看作是一种体验、一种操练,是思想对自身展开的艰苦劳作,目的是培养一种哲学气质。     

新解释学: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方法论辨识--评阿尔都塞的思想史论模式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阿尔都塞是以科学方法论标识自己的哲学特征的.当他的这种准结构主义解释模型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时,的确给前苏东式思想史论以猛烈的冲击.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就是他对思想史目的论和起源论的批判.此外,阿尔都塞还对传统马克思哲学史研究中著名的"颠倒说"进行了反向审省.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分析

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古老而时尚的话题,现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对生活满意度的体验构成了幸福的主要方面,财富、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被试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评价从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     

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

本文认为,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的必然性.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就应该实现制度和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本文最后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生态哲学思潮的区别.     

刍论马克思的和谐思想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于多样性统一的度的把握--即和谐有着不同方面的理论表现,这些理论表现最终凝炼成了马克思的和谐思想.     

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价值

在继承马克思的学说基础上,卢卡奇试图将物化学说放在现代性批判的高度上,力求运用总体性思想,以物化概念为切入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物化的表现、劳动的物化以及物化产生的后果展开批判,深度分析物化意识,彰显物化的内在结构、揭示物化的历史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反总体性的物化世界。同时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性尝试,采用哲学的批判方式追问理论的预设,把现代性的批判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等其他领域,以层层深入的逻辑分析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基乃至人类的理性展开形而上的思考,其理论旨趣在于破除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消除现代性社会中存在的危机。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从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多重批判维度入手,疏理卢卡奇学说的逻辑理路,以期能够走进卢卡奇学说本身,从而对以后的哲学的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能够有所启示。     

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其文学批评

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古来有之,而王国维始名之,且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学术方法,成为他中西结合的方法论中中国传统方法的核心部分.但他并非不顾研究对象盲目地运用,而是灵活地对待治学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更加明晰可辨,发掘意义与考证本源互相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