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北魏均田制研究史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土地法规,历史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均田制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的中心议题包括:均田制的渊源和实施背景问题,均田制的目的、作用及其实施情况,以及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关于均田制的渊源,一般是从北魏百年历史发展及中原传统土地制度中探寻,大多追溯到北魏初年以来实施的计口授田以及西晋的占田制,或进一步上溯到曹魏屯田制、汉代名田制、战国授田制、西周井田制等,既强调北魏初前期制度的影响,又认为均田制的渊源具有多面性。关于北魏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或背景,往往是和其目的或作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主要是在分析李安世均田疏及孝文帝均田诏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即实施均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豪强兼并、贫富分化而导致的民众贫穷饥馑的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认为均田制既有抑制豪强兼并的一面,同时更强调均田制是为了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目的是使无主荒田与无地农民结合起来,其在恢复北魏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关于均田制的性质,也就是其所体现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主要是围绕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私有土地所有制,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论述,也有个别学者强调均田制体现了拓跋鲜卑的农村公社性质,或者是带有村社性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北魏均田制的观点还存在较大分歧,应该说尚未形成最后定论。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

唐代前期均田制的破坏有着各方面的因素,其中土地买卖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认真研究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是了解唐代均田制变为庄园制,租庸调制变为两税法,府兵制变为募兵制的关键所在。 唐初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存在 众所周知,均田制在北齐时就遭到很大的破坏,土地买卖的现象非常严重。隋文帝即位后,革除流弊,弥补缺漏,使均田制更加完善和进步,加上认真推广实施,使土地买卖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唐代均田制下土地买卖明显加剧,这从唐初均田令的规定中得到证明。《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载武德七年(624)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以所载百分之二十为世业田的比例计算,一个丁男占有二十亩世业田。当时,官吏的永业田比农民规定的数量为多。《通典》卷2《田制下》载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其永业田,亲王百顷,     

評賀昌群著“汉唐間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

贺昌群先生所著“汉唐間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是最近出版的一本研究汉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專著。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比較丰富的史料“对公田制和均田制以及和均田制有关的府兵制的一部分”加以     

均田制述论

均田制始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历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前期,存在了将近三个世纪。本文试对这一土地制度进行初步探讨,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解散了原来的氏族组织,使其成员定居下来,成为国家的编户。这一重     

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

唐代均田制是具有广泛影响而又常见的一个基本概念,关于唐宋时代的许多重要见解都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但从《天圣令》复原的唐《田令》可见,田令不是均田令,把田令等同于均田令是在史料残缺情况下的误认。文章逐条分析足以代表唐代官方言论的《唐代诏敕目录》,没有任何诏敕把本朝田制称之为均田制。从唐宋人的主流言论来看,也没有把唐代田制称之为均田制。唐人认识中的均田其实只是均税,与制度无关。考之均田制研究史,则可以发现,均田制只是一种由日本学者建立的学术解释体系。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唐代经济史、唐宋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史都有重要意义,可以提示给我们新的思考出发点。     

建国以来均田制研究综述

均田制从北魏至唐历时近三百年,在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史学界很重视对均田制的研究,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曾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一九七八年以来,又展开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再探讨。据统计,建国以来先后发表的专题性论文已达六十余篇,若再加上各种涉及均田制研究的文章,那数量就更多了。现在,我们试将建国以来均田制研究和讨论的情况作一综述。     

北魏均田制中的经济思想

北魏统一北方后在土地制度上实行了均田制,与均田制相配合还改革了赋税和推行了三长制,取得了显著的政治经济效果。北齐、北周、隋、唐初都坚持均田制,直到唐中叶才废止。可见均田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时近三百年,影响深远,不容忽视的土地制度。北魏均田制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否定封建土地私有制,但它产生于政府掌握的官田在数量上超过私人占有土地的特殊条件之下,政府授予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

北魏大和十年(486),李冲提出设立三长制的建议。经过激烈争论,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得以推行。党里邻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摇役和兵役。三长制配合均田制,使荫庇户口脱离宗主,成为均田制下的农民,对于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赋税收入,起了作用。三长制和均田制一样,在     

农业劳动力从“宽乡”向“狭乡”自发迁移现象分析

我国隋唐时期行均田制,为调节“宽乡”(地广人稀)与“狭乡”(地狭人稠)的人口分布和贫富差别,官府鼓励农户自狭乡迁宽乡,准许狭乡受困者卖掉所分田,到宽乡另给;宽乡则鼓励居民垦荒,减免租徭,招辑流亡,将未分土地借给农民垦种。均田制以及官府有计划地组织农民从狭乡到宽乡的迁移政策,曾在一定时期内支撑了唐朝的强盛与太平。在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农业文明时期,农民从狭乡向宽多迁移有一种自然的倾     

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辩析

<正> (一) 井田制和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大的田制;对世界历史说,也是两宗重要的历史范例。而井田制跟均田制又有所不同,前者基本上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自然衍变的结果,而后者则是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井田崩溃以后、屯田和占田、课田这些人为的措施中,吸取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又针对公元四、五世纪的现实情况,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一套制度。它有力地说明着,统治阶级的人物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和调节,以使生产关系不至于严重地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脱节的。在“均田”的调整或调节     

德国民主诗人海涅——纪念亨利·海涅逝世一百周年

德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亨利·海涅(1797——1856)是为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和自由而斗争的英勇战士。海涅於1797年十二月十三日诞生於德国杜塞尔多夫一个没落的犹太商人的家庭,幼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在常地受过几年学校教育后,於1815年奉父母之命往佛籣克福银行工作,第二年转到汉堡,在他的叔父所开设的银行中做办事员。他对银行业毫无兴趣,有志上大学深造,后来由叔父     

北魏均田令补遗

均田制自北魏太和九年至唐中叶,历时近三百年。在这近三百年中,均田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然而在具体内容上,则不断地因时势变迁而有所损益,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均田制的变化,不惟发生于嬗递相交的各朝代,而且还发生于各朝之内。北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都颁布均田令,又都不断地调整、补充和修订均田令。遗憾的是,各朝均田令修订的具体时间和内容,除唐代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外,其余各朝皆无比较明确而翔实的记载。这给我们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均田制的发展演变带来了很大的困     

日人米田贤次郎论吐鲁番古代农业

日人米田贤次郎在“绿洲农业与土地问题”一文(原载1986年鹰陵史学)中认为吐鲁番地区是土地国有,沟渠国营。文章探讨了沟渠的构筑、修补、维持等问题后,指出:由于沟渠水流的变更,势必要引起土地的分割替换,因此就出现了大量的给田、退田、欠田等文书,它们并不意味着均田制或屯田制。抛开均田制是否存在的问题不说,此文所论吐鲁番农业的自然条件及其受制约的沟渠存在方式等,都值得注意。     

初授的永业田不是均田农民原有私地——永业田性质探讨之一

近年来,在对北魏至隋唐时期均田制诸问题的研讨中,有同志据北魏均田令中“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魏书·食货志》)一段提出,均田制中的永业田(亦称桑田、世业田),属于私有性质的土地,说,“丁男的桑田不是国家授给的,而是人们     

论明末大农民军对货币财富的积累——“明末农民大起义”分题研究之二

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傅说写起。很久以前,我就听到长辈们的一个傅说,说顾炎武以一个江东之人仆仆於秦、晋之间,除却反清复明的总目的外,另有一个附带的目的,即寻找李自成部大农民军在撤退路途中所隐蔽起来的窖金,以作为他恢复事业的资本。有人甚至说,他“稍贷资本,於雁站之北,五台之东,应募?荒”的资本,就正是这批窖金。这个傅说是够新奇的,但其中也有相当的离奇成份。我曾经设法探求这个傅说的文献上的根据,然而载止到目前为止,始终未能找到。因此,我便不能不暂时离开顾炎武寻求窖金的问题,转去探索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两路大农民军各自积累大批货?财富一事的具体情况。先从旧日正统的所调“正史”开始。明史关於     

唐代均田农户生计考察——基于制度运作实效的解读

通过对唐代均田制的考察发现,均田制度设计与运作实效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均田农户实受土地只有40唐亩左右,尽管与实际耕种能力相适宜,但是由于承担的仍是100亩土地的赋役标准,造成农户负担异常沉重。传统社会无法提供均田制扎根生长的土壤,统治者的阶级属性和剥削本性决定了农户生计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这就很难把均田农户固化在土地上,所以看似合理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只是一个陷阱,得到的是双输的结局。     

均田制的破坏

均田制的前史,就是计口授田。或者不如这样说,计口授田是在贫富贵贱间不太悬殊、阶级关系不太紧张情况下的一种均田制;而均田制则是在贫富贵贱间已经相当悬殊、阶级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情况下的一种计口授田。中原汉人的计口授田,秦简中已有反映;拓跋族的计口授田,拓跋珪时已经实行,可是正式的均田令到元宏时才颁布。所以,计口授田的情况往往比较宽松些,而均田制就必然要打折扣,有时是很大的折扣。但不     

论我国农村的地产经营

近年来,我国农业(狭义)生产徘徊不前的原因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在于均田制(指耕地的平均使用)下狭小、分散的土地经营规模和农民既不愿种好田又不愿丢田的双重心理所造成的土地生产率降低。为此,有必要在对现行农村耕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开展地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