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研究

从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入手,在对国内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从法律的角度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落实,从多个方面入手,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框架.     

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状况的评价与监督——美国"奈特开放政府系列调查报告"论析

美国<信息自由法>的文本虽然缺少在今天看来必不可少的公众参与规则,但在实施时社会公众的广泛且组织化地参与已经构成<信息自由法>有效实施与持续发展的一个显著方面.美国"解密国家安全资料库"作为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在2003-2008年持续发布了七篇"奈特开放政府系列调查报告",已经成为对政府信息公开实况予以社会评议的一个范本.该系列报告综合运用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与答复规则和国家保密文件定期解密规定,揭示了美国联邦信息公开中普遍存在着积压与迟延回复、"伪秘密"、网站建设不力等问题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该系列调查报告反映了公众对联邦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化参与,对信息自由法实施状况的机制化监督和专业、系统化的社会评议,对蓬勃发展的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世界潮流和我国的信息公开法制有诸多有益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保护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手段。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一个行政管理过程,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存在许多欠缺。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实例的分析,能够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政府信息的涵义、信息公开的主体、信息公开的方式,并厘清政府信息公开与信息制作主体、政府信息公开与信息公开主体、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管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从法理层面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美国“情报自由法”浅析——兼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比较

政府信息公开与否是判断政府民主、法治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情报自由法在美国行政公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2008年5月1日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之相比较，二者产生的背景、公开的方法、公开的内容相似；但是二者的法律位阶、救济手段不同。     

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现状与变革

突发事件的特殊场域决定了其间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应然性角度看,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具有及时性、主动性、准确性、广泛性与统一性。我国当前立法存在着公开的规定过于分散、公开的内容比较模糊、公开的义务主体不一致、公开的程序机制不健全等缺憾。因而,应当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二元法律体系;同时,立法还应明确界定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统一规定公开的义务主体,健全公开的程序机制。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评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施行一年半来,由于缺少配套的司法解释,其立法目的未能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得以保障有效实现.2009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受案范围;确定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范围:对政府信息做了区分,协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档案法>的关系等.但其内容也存在被政府作为据以拒绝公开口实的可能、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成本、庭审方式不能满足新型案件的要求等问题;因此,增加政府举证责任,借鉴日本<信息公开法>所确立的"屏蔽审查原则",在其中确立屏蔽审查程序等修改是必要的.     

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判例的初步研究

1966年制定的美国《信息自由法》(简称FOIA)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即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过程中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可运用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信息自由法取得非凡成功的四项基本经验之一。美国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该法中的免除公开条款的精致适用,构成了美国信息公开法制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自由法》中的九项免除公开规定可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国家安全与秘密、内部行政行为、法律礼让、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五个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对上述五个方面规则的具体适用情形与发展,可以裨益于正在中国大陆活泼展开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实践,对发展中国的信息公开法制,特别是相关判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缺失及其改革——以行政法的平衡论为视角

从平衡论的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通过改变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强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等的地位,并为其他行政程序制度功能发挥提供前提条件。分析、检讨、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不仅应制定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而且还应从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信息公开的救济三个方面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内容要旨。     

政府网络信息公开的价值与路径探析

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通过网络环境就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可能产生的正向价值和负向价值的详细分析,依次从法律层面、行政层面及技术层面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应有路径提出了尽快确立政府信息公开法、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努力普及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三大选择。     

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加快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锁信息和妨碍政府信息传播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必须改革。进一步加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 ,应该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 ,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尽快制定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法治视角下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责任研究

随着公共行政的变迁,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三元结构当中产生的大量行政关系唤起了行政法发展的脚步.近年来相继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利益,食品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乃其根源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政府统一公开食品安全信息列入调整范畴.由于硬件和软件设施尚未成熟,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效率低下、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2010年11月《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颁布,意在对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行为加以进一步规范,试图在市场交易的自由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之间达到平衡.这不仅是给处于信息获取弱势地位的公民消费者以合理保护,也是追求实质平等的现代法治的体现.     

我国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构建初探

信息时代的到来 ,法治目标的确定 ,使得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 ,构建一套以《信息公开法》为主干的统一完备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 ,实现社会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     

情报与情报公开法的概念探讨

情报一词,经历了从窄到宽、从专用到通用的变化。情报与信息有别,在政府或行政的情况公开方面,使用情报一词更为恰当。行政情报,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履行职责中制作、取得或管理的文书、图画以及电磁等非常规载体所作的记录。情报公开,指国家机关掌握的情报向公众公开,包括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情报公开法,是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集中规定公众的知情权和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公开情报义务的立法总称。     

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研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要求政府向公众实行信息公开，以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由于现有的政府信息大都是借助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或网络媒介进行发布，加上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它们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被公众认知，因而对公众和政府都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随着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时效性问题在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天，显得更加突出。为了使政府能够达到最有效传递信息的目的，有必要对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性进行研究。     

行政垄断之国家赔偿责任探析

行政垄断由反垄断法规制似乎将成为定局。但我们所见到的反垄断法的建议稿,对行政垄断的国家赔偿责任予以回避。本文认为,行政垄断是一种行政违法侵权行为,必须依法由国家承担由此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美国《政府绩效和结果法》对中国政府绩效改革的启示

美国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GPRA)是美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里程碑,10多年来对世界各国的绩效管理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GPRA的内容及其特点的深入分析,结合当前中国政府绩效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了GPRA对中国政府绩效改革的几点启示。     

日本个人信息权利立法保护的经验及借鉴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日本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起步早,且特色鲜明。从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与完善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广泛借鉴欧美先进立法经验的同时,立法者充分考虑了日本本国的实际情况。这部法律在个人信息的界定、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保护标准以及化解法律实施后的“过剩反应”等方面都很有特色。为了保证该法实施的社会效果,从2003—2005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草案到正式实施,政府为此做了充分的铺垫,利用各种途径宣传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为企业和个人留出了缓冲时间。这些保护个人信息权利的经验和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澳大利亚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兼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对例外事项作了详细列举,并严密定义及限制,凡不属例外事项的信息一律公开。同时,还规定了许多公共利益条款,有效地防止了例外事项被扩大化解释。相比较而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例外事项的规定过于原则,存在大量不确定概念,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太大,有可能对信息公开自行设限,架空《条例》,最高院司法解释也未能有效解决此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我国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加以规范。     

台湾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分析及启示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计划确定程序由行政计划确定机关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工程的许可时集中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计划确定裁决书”。似有违反“管辖绝对性原则”或造成法律位阶层次乱入的表象，但是在实践中却能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公民参政、议政，扩大政府的公信力。在未来的大陆《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是一个解决目前行政许可过程中权力“网状分布”出现系列问题的有效进路。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没有终结反而引发了国内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更大的争议。条例在基本范围和不公开事项等问题规定上的疏漏,不仅给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给行政机关真正保护不应公开的公共利益制造了难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除需要有坚定的决心、正确的观念和有力的监督措施外,也需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正案》填补立法上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