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剧与诗之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从戏剧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诗与剧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表现首先是剧源于诗,剧属于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戏剧和诗还是一个整体,处于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其次则是诗、剧异畛,是剧从诗的分离.从近代戏剧开始,由早先的以剧本为中心转变为以表演为中心,剧不再做诗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第三是剧向诗的回归.不加区分地将戏剧与诗混为一谈固然不对,为了舞台性而抛弃文学性也不对,只有将二者适当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戏剧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剧向诗的回归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它对我们当前戏剧的启示就在于,戏剧必须寻找并恢复失落的诗性精神.     

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性考察——兼论马克思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无论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位于物质交往领域,还是葛兰西将其界定为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存的上层建筑,都源于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并且由于这两个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汇合使得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不仅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且也表现为葛兰西主张的法涉及市民社会这一上层建筑领域。     

《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田间与民歌——兼论田间诗的语言特色

田间是广大读者所熟悉、所热爱的诗人之一,自一九三五年的《未名集》,到一九七八年的《清明》,他出了三十多部诗集。特别是解放以后,田间同志曾担任过很多职务: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成员,文学讲习所主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学》主编,《诗刊》编委等,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他的诗歌创作仍然不断获得丰收。三十年间,他至少出版了二十部集子。他的诗作,阶级感情鲜明,战斗性强烈,风格明朗,语言爽快。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具有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语言特色,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包括长诗《赶车传》在内,他的不少作品还被译成德、捷、朝、日、越、保、罗、法、俄等国文字出版。田间曾多次出国,访朝鲜,去东欧,到开罗,曾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国内外诗歌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论意思、意义与意象——兼论“诗本体”

意思有别于意义。实词有相对稳定的意思,独出的词没有意义,意义的最小单元是语言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建构意义整体。意义连接了语言系统和生活世界,意思则仅仅从属于语言系统。对词而言,纯粹价值先于意义。意思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意象则是主观的联想。心象和意象均包含图像性质,但心象是浮动的印象,不稳定,未定型,是一种初步的有待指引、展开、完成的模糊辨认,这种辨认需要意向持续、深入地聚焦语言构造的范畴对象。因为人类没有"智性直观",我们不可能全然洞悉诗歌和语言的秘密。     

惰痴与心诗——再论李贺的诗歌特点

李贺,中唐韩孟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以写神仙鬼怪而成为诗界之"鬼才".本文力图在中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他的家庭环境、生活阅历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感知能力等方面,结合他的诗歌创作,去揭秘诗人那寄情于诗,痴心于诗,以心为诗的精神世界.     

所谓辩证判断的问题——兼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在逻辑学中,有形式逻辑和辯证逻辑之分。这两种逻辑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的,遵循的规律和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因此,有人就据此得出:有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有辯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具体地说,有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有辯证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过去,在逻辑问題讨论的论文中和有关逻辑问題专著中,有些人就曾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了辯证判断,认为辯证判断是辯证逻辑研究的对象,形式逻辑不研究它们。最近,李先焜同志在《论矛盾判断》(载《江汉     

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

本文从诗歌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入手 ,观察边缘境遇中 90年代中国诗歌的反思与寻求。文章认为 ,90年代中国诗歌是反省的、过渡性的诗歌 ,不以形成某种典范或出现杰出诗人为标志 ,而以个人意识、感受力的解放和趣味的丰富性见长 ,具有疏离“重大题材”与共同性主题 ,用语言破解权力与暴力等方面的特点 ,同时以“反讽”、“叙事性”等语言手段探索了包容矛盾复杂的现代经验的可能性。这种诗歌的特殊意义在于 ,它偏正了 2 0世纪中国诗歌主流强调抒情批判而相对忽视言志 ,重视群、怨而兴、观不足的现象 ,重新理解和实践了五四时期提出的诗歌“具体性”的主张。     

马克思的预言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兼评所谓“空想”论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为此,“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根据这一精神,理论界对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言进行了各种探讨,取得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成果。但是,在探讨过程中有些论者立论的根据,是以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来     

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明清时期,地处太湖流域的杭嘉湖三府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社会变迁加剧,萌生了大量慈善组织,并呈现功能拓展、主体多元、地域延伸、兼具传统和近代的两重性等多重特征。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说明了社会民间力量在公域中的地位与扩张,而同期市民社会则更多体现了草根民主。     

诗与赋──兼论赋的归属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内部各种文学现象的审视，过去主要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中去找原因。80年代以来，视野比较开阔了，人们的目光开始投向社会思潮、审美趋向、地理环境等方面。其实，文学总是通过自身的演变去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去满足社会的审美需求的。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文学内部各种体式之间的互相促进也是不可忽略的。譬如说，诗与赋这两种曾经主导过汉魏六朝800年文学发展进程的文体，就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对方吸取所长，以充实、丰富自身的内涵和应变力。不看到这种相互渗透的趋向，就很难说明诗与赋各自发展的种种势态，就很难描…     

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诗可以怒——兼论屈赋的抒情特色

《尚书·虞书》云:“诗言志”。 在心之志本是多方面的,七情六欲,无一不是人之志。诗既言志,喜、怒、哀、乐、爱、恶、欲,无一不可以反映在诗作上。这在诗歌理论上本是极自然的,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也在一开始有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以来就被雄辩地证明了的,兹不赘述。 但到了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后,文学却成了经学的附庸,本是纯文学的《诗三百》被强行置进儒学的框框中,这些原本是表达真情的诗作甚至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注者阐发儒学的天然材料,而被注解过的诗三百篇也就成为充满儒学思想的儒家经典,于是乎,广阔的诗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

关于王安石的咏史诗,已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但王安石的读史之诗,尚少有研究.其读史之诗,是通过阅读史书抒发自己对于重要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见解,既彰显了诗的意境,也反映了史的思想,是诗与史思想意境交融的结晶.这有力地证明了史学对政治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也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     

论黄庭坚诗歌的审美艺术兼与唐诗比较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北宋洪州分宁人（今江西修水）,是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文学艺术家,尤专于诗道。他不但与苏武并称“苏黄”,而且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代表了宋代诗歌的主要特色,有人贬斥黄庭坚诗歌晦涩难懂,语言生硬模糊,令人费解。担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同一性,缺点从另一面看就成为优点,诗歌的模糊令人费解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含蓄蕴藉,飓尺千里的审美境界。同样道理,我们从另一角度也将看到黄诗独特的审美艺术,以及与唐诗的主要区别特征。黄庭坚诗歌的独特审美艺术,体现在他的诗歌（尤其是写景抒情诗）注…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五四新诗与古典诗歌

在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新形式的创造,都意味着对旧传统的挑战和批判,同时,也意味着对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新诗的初创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本民族的诗歌传统问题。当时,有一种偏见,似乎认为新诗与传统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民法精神溯源--兼论民法与市民法的关系

从市民社会存在与市民社会思维入手,深入探讨市民社会的缘起及市民社会一市民法(民法)——市民法学(民法学)的内在联系,对于构建民法世界现,即私法自治、权利神圣与进化理性,具体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