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方言词

南北朝时期南北语言差异很大,这种现象从南北朝时期就有学者关注,直到今天也一直是汉语史学家所研究的重大课题。该研究从南北朝时期南北方言词语的角度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揭示南北朝语言差异提供某些资料。     

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诸国的交往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诸国就与南北朝频繁地交往。朝鲜半岛诸国遣使贡献方物，而中原王朝的使节 也出使诸国，并多次授诸国国君以封号，在此基础上，文化交流也开始了。     

南北朝时期的淮汉蛮族

南北朝时期江淮、江汉地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蛮民 ,他们在语言、服饰及生活习俗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特点。分裂割据的政治局势为蛮民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蛮民依违于各政权 ,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各政权对蛮族的政策屡有得失 ,导致蛮民的时服时叛。蛮民主动或被迫离开山区 ,进入平原与汉人杂居。其部落逐渐解体 ,转由州郡统辖 ,成为向封建国家服役纳赋的编户齐民。及至隋唐 ,蛮民已与汉民融为一体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融和吸取的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导致中原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胡风现象.     

试论我国古代文学语言理论的建构

肇始于先秦的“言意之辨”,在老庄那里尚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体现的是语言面对着“道”的无奈和困窘,但已对文学语言的自觉形成启发。到了六朝时期,一场哲学争论使得文学语言开始走向自觉,并最终在刘勰和钟嵘那里步入全面自觉的境地,且在创作论和接受论的共融中促进了我国文学语言理论的形成。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米仓道交通及作用

米仓道作为蜀道重要交通干线,在汉魏南北朝时期进入了发展兴盛阶段,对于川陕之间军事争战、文化联系和经济往来发挥过突出的作用。秦汉之际,米仓道为刘邦还定三秦,夺取天下,从巴蜀输送兵员、使给军食的重要补给通道,也是西汉时期拓疆西南夷及南北文化交流的要道。三国时期,米仓道在魏蜀争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军事交通作用。南北朝时期,成为米仓山南北巴、汉之间连接各州郡府县治所的主要近捷通道,在促进沿线区域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汉魏南北朝时期米仓道在政治、军事、文化及移民等交通效能上的显著表现,为唐宋时期米仓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政治目的溯源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胡姓的汉化与汉姓的胡化现象。胡姓的汉化是历史的需要,汉姓的短期胡化现象,是统治者为解决孝文帝改革留下的隐患的权宜之计,而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趋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南北韵母的一些差异

《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和《书证篇》,揭示了南北朝后期南北语音方面的某些差异,就韵母而言,有鱼虞分合的问题、尤侯分合的问题、脂之分合的问题、皆咍分合的问题等等;同时也涉及重纽字的读音问题和南染吴越的问题。当然,南北朝时期南北韵母的差异远比《颜氏家训》所揭示要多。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社会风俗

考察了南北朝时期的三大类社会风俗:一是家庭生活风俗,二是社会礼仪风俗,三是其它风俗。既揭示当时南、北风俗之异的方面,又展示其相同的方面,还尽可能地将当时南北风俗与前代风俗相比较。     

陶渊明不为刘勰重视的原因

陶渊明在生前与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名未盛 ,有诗学的原因 ,更有文化的原因。陶渊明以其独创之“新自然说”为基本立场 ,与流行之佛教及其学说发生抵触 ,学术上之未能“预流”,导致主流文化对他的漠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渊明不提只字 ,反映了他代表主流文化同时又身为佛门信徒的双重立场。     

刘勰与钟嵘论"奇"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多次用到"奇"这一术语,但两人所论之"奇"的内涵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奇"所持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折射出两人论文指导思想和著述目的的差别。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选赋情况比较

<文心雕龙>与<文选>在汉大赋的选择上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情"赋的选择上也显现了文学观念的共同性.二者取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有关"哀伤"一类的赋及有关"志"类的赋.总的说来,刘勰选取的抒情性作品在数量上远远少于萧统,在质(情感取向)上也迥然有异.在文学的边界有些模糊的今天,更多包容地看待他们彼此的差异也许会有益于我们对文学的思考与定位.     

百年文苑知己一序空谷足音--评萧统的《陶渊明集序》

陶渊明生前和身后 90年间 ,其作品默默无闻 ,几乎亡佚。之后 ,仅《诗品》列为中品。陶渊明逝世百年后 ,萧统收录陶渊明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 ,是为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萧统亲为陶集作序 ,序文高度赞扬陶渊明人格与作品。自始 ,一个伟大的诗人和一集伟大的作品才得以面世     

论陶渊明对中国诗境的七大开拓

陶渊明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平民化诗人、哲理诗诗人、儒道释融合而臻化境的诗人、首开平淡自然之风的诗人、首创无我之境的诗人。这七大开拓 ,奠定了陶渊明古今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陶诗也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精神归宿和心向往之的最高艺术境界。     

高燮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初探

高燮在南社中是较有诗学根柢者,对诗之本质与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对诗学承传与宏扬抱有热诚希望。其诗学思想主要有：诗能影响政治;诗人要有真性情,但要防“率”与“浅”;诗人要有学问,方能彰显文采;诗之外要有事;才与学相互促进;还须讲究法,法依赖才,才来自学;诗言难言之隐,难尽之情;诗语言力求雅驯;关于学诗途径,反对家数之说：以理性态度正确看待同光体。这些见解大多数是针对南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与缺失而发的,表现一位学人应有的正直品质与独立思考的勇气。高燮的诗内容广泛,感时诗哀愤沉著,山水诗清爽飞动,咏物诗寓意深沉,咏怀诗沉郁绵邈,题赠诗亲切真诚,缅怀悼念诗沉挚悲郁,莫不真情朴茂。既有渊雅格调,又有时代气息,合唐诗之雄放、宋诗之峭健为一体。峻洁而无尘滓气、蔬笋气,清雅爽净。     

刘勰与萧统乐府诗观之异同

南朝人刘勰与萧统对乐府的认识均持传统观念，目的均是　为针砭时弊，试图拨乱反正。但刘勰推崇先秦雅乐，贬责汉魏以下俗曲，主要受儒家诗乐理　论影响；萧统则强调乐府诗的艺术性，偏爱汉魏旧曲，希望通过乐府作品的选录来为文人创　作提供借鉴，指明方向。     

陶渊明、谢灵运与道教关系之再审视

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文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常常只强调陶、谢对于道教的虔诚皈依,事实上皈依之路,艰难而执着。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道教徒在艰难的求仙之途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使其在异常昏暗的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超然、自由的心灵境界。另外,道教教义对于天命的敬畏与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陶、谢的世界观,使之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与天命双向认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陶渊明的“委运任化”观和谢灵运“守道顺性”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魏晋南北朝侠文化寻踪

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提供的材料,可以断定战国至两汉时期游侠结私交、养宾客的真实身份,其任侠行为表现在振穷济困、快意恩仇和对抗官府等多个方面;而魏晋以后那些完全凭借个人勇力行报德报怨之事者亦可视作游侠,该时期“侠出年少”的现象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因素中找到原因,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也是这一时期侠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曹魏以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