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祚时代的学术文化背景

薛凤祚其人及其在科学传播和天文历算方面的贡献引起很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有关薛凤祚的研究涉及当时的人文环境,以及数学、天文学及历法、历算等学科知识。薛凤祚生活在中国科学文化的断层时代,他的科学研究水平注定要受到限制。当前的薛凤祚研究缺少更广阔的视野。对历史人物分析不能只陷于其著作和史志上的直接历史资料,而应当将历史人物放在各种线索发展的交叉点上,才可以得出更为客观的研究结论。     

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抓住了明代历法失修亟须改革的契机,积极输入西方天文、历算学和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使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同时也促使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在历经“南京教难”之后重新振兴。     

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论述了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于明末清初之际来到中国 ,逐渐背弃原来来华传教的初衷 ,转而帮助崇祯皇帝修历 ,并在中国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与此同时 ,他也把我国的医学知识传回了西方。最后 ,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合作写下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了中国人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把欧美先进的教育体制输入中国,其先进的办学方式、崭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冲击了衰朽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充分显示出先进文明的魅力。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版,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在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葡萄牙传教士徐懋德通晓天文学、数学,以精通历法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在清钦天监任监副一职。作为钦天监的主要天文学家,徐懋德是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他们在北京的许多天文观测报告很快传回欧洲,引起欧洲科学界的关注。徐懋德与戴进贤在编撰《历象考成后编》的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象考成后编》介绍了刻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是一部以西方天文历法为核心的较先进的著作。徐懋德与戴进贤密切配合,对中西天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浅谈明清传教士传播天文知识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我国天文学的发展经历元代高峰之后,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开始止步不前,之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我国,带来了一些先进的天文知识--天文仪器、天文历算、天文著作,使我国的天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飞速发展时期.但是传教士在天文知识的传播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先进的"日心说"没有及时传入我国,望远镜也未在我国得到正常地使用.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传教本质属性的影响和国人对西学吸收主动性不够.     

关于《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16世纪末 ,欧洲传教士来华 ,明政府也急于改革历法。于是 ,就发生了以天文学为引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17～ 18世纪的西方天文学东传一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论题 ,惜乎受限于诸多因素 ,议论文章或专著 ,往往是以偏概全者较多。张柏春所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一书既详考西方资料 ,也注意东方背景 ,对东西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测天仪器的发展情况 ,均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较为全面的具体分析 ,议论是中肯的。该书图文齐备 ,在类似图书中值得注目。它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也从技术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东西交往的途径。在介绍此书时 ,我也补充了自己的心得和说明 ,以更全面理解复杂的事物和背景。     

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其“学术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来华传教士在译材选择中的主体性、文化杂合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探究其传教策略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史学——中国史学世界化的回顾与思考

早在唐朝,中国史学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史学的发展。公元１３至１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渐多;１７纪后,西方中国学形成热潮。现代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庞大,资金雄厚,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众多,并且加强了国际的协作和交流。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与世界同仁的联系交流。     

《元明回商研究》序

<正>回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经商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来华的中东穆斯林和元代来华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经商是回回先民来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得益于穆斯林商人的贡献。日本学者曾经说过:"从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洲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     

基督教与科学

科学传教与学术辅教,是基督教在近代社会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传教布道方式。这不仅已是欧美各国基督教所努力发展的途径,而且也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积极推行的方法。十九世纪在基督教史上被赞为“伟太世纪”和“新教世纪”;而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它又被誉为“科学世纪”。正是这个宗教与科学均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时代,给近代入华传教士(主要是新教)提供了文化思想土壤与社会活动背景,使其在西学东渐文化传播过程中独占鳖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到刺激与推动的重要历     

学术期刊编辑的兼容意识

尊重学派或学者享有的学术自由的权利,保证文化构建标准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创造一种学术上互相探讨的高尚风格,亟须学术编辑培育兼容意识。学术编辑的兼容意识表现为:鼓励和推动不同观点与方法,不同流派与风格的作者作品自由竞争和平等争论;发表各种符合科学精神气质的观点和结论,不以特定的学术观点和科学之外的考虑为取舍标准,而以其内在逻辑是否完备、方法是否科学等进行裁定;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待不同年龄、性别、地位、背景的作者一视同仁,以质取稿;关注现实,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注重理论引导,积极回应现代化建设对学术刊物的庄重要求;积极倡导、扶植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明清之际,是泛指明朝万历至清朝康熙年间,即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1573—1722年),前后共计一百五十年.这在世界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第一,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期.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开始建立起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步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的阶段.第二,十六世纪由于欧洲宗教的改革,天主教会内部也进行了“革新”,其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耶稣会,把东方和中国作为传教布道的主要对象.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国,促进了中西     

崇祯皇帝与西方科技

崇祯皇帝1627年即位时,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由来华的耶稣会教士传入中国,一部份敏感有识的中国士大夫很快地接受了,另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官僚则极力排斥。崇祯帝却采取前朝皇帝所没有的求实图进态度,重视西方科技的作用,礼遇有才技的传教士,尽力发挥他们的才能。     

儒学和科学具有广阔的协调发展前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

以利玛窦进中国为起点和以"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为终点的西学东渐可大致分为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运动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启蒙期三个时期.这期间通过保守派和进步派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盲目排斥、蓄意同化和有限接受三个阶段.360多年的西学东渐历史充分表明:儒学与科学的对立应该化解也可以化解,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要彻底摆脱科学落后的困境,引进、跟踪发达国家的科学和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固然重要,但最基础的一项工程乃是在充分挖掘和利用儒学优秀人文资源的同时,以科学为坐标改造儒学,决然摈弃或转变儒学中和科学不相适应的东西,使中国文化尽快成为适宜科学成长的肥沃土壤.     

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

19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撰有三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文史地著述。《地理便童略传》是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 ;《咬吧总论》是晚清来华外国传教士所编写第一部中文外国区域地志 ;《东西史记和合》不仅是 1 9世纪问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 ,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东西比较历史的著述。麦都思在这三部文献中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有关世界地理、区域地理和西方历史的常识 ,而且还注意在这些中文著述中对中国文献加以利用和吸收 ,使这三部文献不仅在一般西学史地知识的介绍方面 ,而且在早期汉学研究方面 ,也显示了它们一定的地位。     

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

辽朝疆域辽阔,声威远被,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宣化辽墓中绘制的星图构图完美,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又明确采用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概念,表现出中西合璧的性质,很有特色,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辽人精于天文术数之学,辽代的历算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在当时比较先进,甚至优于宋历。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代的天文历法自然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契丹中原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试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它们如化石一般,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私利与公义:近代来华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的曲折抉择

近代以来,苦力贸易逐渐兴盛。自明代始,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接触苦力贸易,但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关系十分复杂。部分来华传教士对人口拐卖存在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被西方拐匪利用。1850年以后,苦力贸易的弊端越发暴露,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认清苦力贸易的真实面目,或利用小册子、报纸等方式大力反对,或者利用权力加以规范制止,或者深入险境解救受害者,显示其主流是持反对态度的。来华传教士主流的反思和进步,捍卫了人道主义和基督宗教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