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以晚育为杠杆,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

目前取消生育间隔政策而允许生二孩条件不变的弊远大于利 ,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实际上是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设置障碍。目前取消只适用于少数人的间隔政策 ,而作出牺牲最大、流引产与被罚风险最大的大多数一孩夫妇的权益得不到改善 ,而且在为一孩夫妇的权益改善 (即生育政策调整 )设置障碍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晚育是一根有力的“杠杆” ;运用好了 ,可以在国家能够承受的“人口增量”范围内 ,实现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的软着陆。     

中国人口出生控制成效的比较分析

中国 ①的计划生育工作起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从 1 95 5年到 1 971年 ,中国推行的是一般性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 ,从 1 971年至今 ,中国推行的是家庭计划生育与国家计划生育相结合的政策。如果不实行任何形式的计划生育政策 ,2 0 0 0年末中国人口将会达到 1 8 5 8亿 ,如果象印度那样只倡导自愿实行家庭计划生育 ,将会达到 1 5 3 2亿。过去 45年中 ,中国一共少生了 5 88亿人 ,其中由于实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 2 6 2亿人 ,而一般性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 3 2 6亿人。计划生育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动分析

文章通过对31个省（区市）二孩生育间隔要求的历史梳理,提供了研究我国二孩生育行为变动的制度背景。文章揭示出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萌芽、七八十年代的局部出台、九十年代的普遍化和本世纪以来广泛取消的变迁历程。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反映出政府对于新时期生育模式理解的深化,以及对生育间隔这一人口调控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生育权的日益尊重与逐步加强的权利保障。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特征分析

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 ,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变化趋势和人群、地域特征。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 ,主要表现为第二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其中只有姐姐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情况最为严重 ;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从地域分布来说 ,华南和华东地区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最为严重     

Family size and maternal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family size on maternal health outcomes by exploiting the tremendous change in family size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1993–2006, we find that mothers with fewer children have a higher calorie intake and a lower probability of being underweight and having low blood pressure; meanwhile, they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being overweight. This would occur if a smaller family size increases the food consumption of mothers, leading underweight women to attain a normal weight and normal weight women becoming overweight. Robust tests are performed to provide evidence 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tradeoff between children’s quantity and mother’s “quality” is through a budget constraint mechanism, that is, having more children decreases the resource allocated to mothers and affects their health outcomes.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前景与对策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预计到2050年左右才能恢复正常。长达70年的出生性别比转变对中国人口和社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性别失衡问题,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加剧人口老龄化的关注较少。为此,利用新近估计的中国出生性别比、生育率和死亡率数据,借助人口模拟预测和稳定人口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上升不仅会减少女婴出生数,还会减少男婴出生数,由此造成人口规模的下降并加剧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引导出生性别比尽快回归正常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继续加强出生性别比治理可以在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The One-Child Policy,Elder Care,and LGB Chinese: A Social Policy Explanation for Family Pressure

ABSTRACT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LGB) people in China consistently report family pressure a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hey fac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is problem has been explained primarily by highlighting sociocultural factors. While such explanations a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ing family pressure, they do not easily lead to actionable policy interventions to relieve it.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family pressure by positing a social policy explanation. In particular, it reveals how both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elder care reforms have strong heteronormative biases that negatively and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 LGB people, and it explores social policy interventions that may help address them. Beyond the China case, the article seeks to open up new avenues for research into how sexuality could be better accounted for in analyses of social policies and considered in broader discussions on defamilization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中国儿童的出生登记: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有关文献和对各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登记程序;考察了儿童出生登记的状况、存在问题和后果;探讨了阻碍中国出生登记的因素;并提出了促进儿童出生登记、保护儿童权益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