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司法检验的制度转型及其司法实践

清季审理刑狱多以仵作行检验,奉《洗冤录》为圭臬.近世以来,传统检验奉行的“仵作验尸”显然不足应对变革之需.在此背景下,自清末以至民国,官方皆有司法检验改良之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民国司法、卫生部门大力培植法医取代传统检验吏,稳步推进司法鉴定的近代转型.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朝向近代的转型却遭遇颇多困扰.这种困扰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医培植人数有限,不足以应对基层司法检验.民国司法检验究其实际大多仍操于旧式检验吏之手.其二,新式法医与法官、检验吏存在人事冲突,以致有“边缘化”的倾向.其三,受司法检验制度制约,“鉴定人”的选取与“鉴定结论”的权威不时引发争执,导致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严重削弱.司法检验直接关系司法公正,透过民国司法检验的困境,不难观察民国司法改良的成效与制度转型的艰难.     

法律原则之于司法能动的意义

司法能动这一术语需要多面向地、具体地、历史地理解,其本身并不构成司法裁判正当性的依据.原则裁判与司法能动在前提预设、先例对待、自由裁量以及价值导向这四个方面存有差异.法律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它一方面限定了司法能动的界限,另一方面构成了司法能动的价值检验标准.对两者关系的梳理可以揭示出司法能动对制度结构与程序框架的依赖问题,同时也帮助我们避免误解甚至滥用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司法能动.     

宋代与中国古代取保候审制度的形成

取保候审古称责保知在,是刑事司法中普遍采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是借助于保证人的信誉约束诉讼参加人,以配合司法活动的诉讼保障措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取保候审于北齐初见使用,<唐律疏议>亦有条文记栽,两宋时期形成制度.与前代相比,宋代取保候审的规定更加具体,其适用条件的详备程度已达到当今立法水平,甚至有些规定今世未能企及.宋代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可为宋代司法制度发达的又一力证.     

权力制约视角下的宋代司法运行机制

宋代为实现司法权制约之目的,设立多元并列的司法机构,分散司法事权,加强权力制约;完善监察机构,注重司法监督与管理;设立缜密的司法审判程序与司法审判制度,防止冤滥;重视司法官的选拔与任用,并对其从制度上进行严格约束。此外,宋朝历代皇帝通过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来强化对司法权的制约和控制。这一系列举措是宋代司法权受到制约的保障,也是宋代司法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现代宽容与我国刑事司法变革

现代宽容呈现出强烈的制度化、法律化、普适化倾向.现代司法表明.现代宽容在刑事司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凸现出宽容的独立性价值.我国刑事司法对宽容的制度、政策回应可着力体现为:从报应型司法走向恢复性司法;确立有利于被告原则;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欧盟司法与内务:从非正式合作到制度化

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司法与内务合作作为欧洲联盟的第三支柱为世人所知,欧洲一体化也从原来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发展到政治领域,但其实司法与内务合作并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首创,在此前司法与内务合作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特莱维小组、申根协定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之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这一领域的合作正式制度化,阿姆斯特丹条约对之有进一步发展.司法与内务合作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有丰硕的成果,继续深化发展的趋势也不可阻挡,但预计今后的发展道路也将不会一帆风顺.     

令状主义及其适用程序初探——兼谈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重构

令状程序是令状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国外刑事司法令状程序比较完备.我国也存在刑事司法命令,但由于法律文化传统与宪政制度的差别,导致与国外令状制度在内容与原理上的差异.根据我国国情,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国外令状主义的合理因素,重构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设想.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宋代地方官司法审判中的定罪原则探析

宋代地方官由于受传统和谐法律思想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司法审判中,往往援引情理与法意协调处理案件,人情与天理的融合,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把国家政策法规、风俗习惯、亲情伦理、血缘关系等融于司法判决之中。以"情理法"综合运用的劝和调解,对争讼双方纠纷的解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法随人情而变通等执法理念及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其法的功能被软化,情的功能被张扬,结果导致官官相护,交相请托,吏治腐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规律本质探究

司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由于司法在不同国家宪政体制下的含义是有所差异的,因而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规律的基本内涵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特殊国情下,司法规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底蕴.     

阳光反腐视野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检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对于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以从制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虽然都一直强力推动司法信息公开,但是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检讨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全宋词》所见宋代诉讼及司法

宋朝司法官吏仍死守着无讼、去讼的主张,然民间一时“好讼”成风,不过对其“好讼”也不可过分夸大。个案显示宋代司法有其优点,但仍太任情随意、缺乏技术理性,正义常常仅在司法官吏的一念之间,而由文人艺术家充当司法官员是宋代司法极其灵活的重要成因之一。     

论司法责任制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本轮司法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还权于审理者,根据权责统一理论,同时须通过相应的责任设定和追究,将司法权纳入到适当的范围之内.通过落实司法责任制,让法官生产高质量的司法产品,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法官须享有与其责任相当的职业保障;二是对司法权行使须进行必要的制约.而我国目前法官职业保障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制约司法权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鉴于此,要建立一个闭合的、关联的、科学的配套机制,使得司法责任制这一制度系统最有效地发挥保障司法公正高效的制度功能.     

论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案例指导制度

司法审判的可预期性低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痼疾,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在群众中造成了对司法公正性的消极印象.我国一直以来以自己是成文法国家为由拒绝实施有法律约束力的案例制度,这是造成司法可预期性低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我们应该接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共同承认的判例规则,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从而最终提高司法可预期性.     

司法透明指数的合理化考证

"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法治任务。司法透明指数旨在配合司法公开的传统制度发挥作用,以更快更好地推进司法公开,提高司法权威与公信力。司法透明指数影响深远,但学术界对司法领域出现的这种量化性制度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甚至对它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影响了司法透明指数的深化研究与推广适用。司法透明指数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合理化论证。司法透明指数诞生的背景不清、理论支撑不明、现实契合性不详是使其受到合理化质疑的关键,确证司法透明指数的合理性,便成为司法透明指数深化研究与推广适用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我国司法请示制度的废除分析

本文对我国司法请示制度存在的原因及性质进行分析,并阐述司法请示制度在理论与实践当中的不合理性,进而总结出废除司法请示制度的结论,同时提出废除司法请示制度的相关措施.     

清末司法改革的启示

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诉讼审判法律制度,实现了司法官的职业化.因清政府的迅速倒台,清末司法改革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经验和不足为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司法审判职能之分化:传统型与现代型法院制度的比较研究

司法职能分化于其他国家职能、社会职能的状况是区分现代型法院制度和传统型法院制度的重要分水岭.本文以两种类型法院制度为基本参照系,对司法职能分化的不同理念及不同形态作一简要论述,以期对建立我国现代型法院制度有所裨益.     

宋代州府司法的理性化悖论

合理性和形式性是马克斯·韦伯理论体系中用于描述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行动是否遵守内在规则的两个概念。从司法理性化理论层面考察,宋代州府司法在机构权限范围划分等体制层面展现出形式合理性特质,而在审判过程方面则表现出实质合理性风格。立足于宋代司法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司法体制与审判过程之间的合理性悖论,是宋代司法制度建设中所形成的儒法冲突的产物和体现。     

司法传统视野下中国与英国法官之比较——立足中英两国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解读

宋代士大夫与英国12世纪的法官虽然处于同一时代,但是二者的差异却代表着中西司法传统不同的风格。从教育背景、权力结构、审判依据、角色意识四方面系统论述比较他们的差异,可以从中解读中西司法传统,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司法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