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

谢思炜同志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简为《考索》),对“李白在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曾到长安游历”,“补充一些证据”:提出李白的一些作品,是写于此次赴长安时、在长安时或离长安后。 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并参阅李白其它有关诗文,觉得《考素》的证据不够确凿、不够充分,从而对其结论产生疑问。我不揣冒味、浅陋,在此提出讨论。     

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

李白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已成定论;笔者却认为李白生于神龙元年(705),较之传统的定论应后推四年。现考证如下。说李白生于长安元年,是由李阳冰《草堂集序》署“时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乙酉”推算出来的。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载:(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由宝应元年上推六十二年,恰是长安元年。其实李阳冰所署乃其作序时间,非指李白的卒年。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     

关于《红楼梦》中的“长安都”

《红楼梦》中多次提及“长安都”。如第五十六回,宝玉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长安都”在何方?雪芹借湘云之口说:“若打得急,逃到南京去,找那个宝玉去。”显然,这里的“长安都”系“假语”,实即南京。李白《金陵三首》其一云“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亦云“三山怀谢,水澹望长安”,其中“长安”显指“金陵”。黄之隽《登报恩寺塔绝顶》诗中写道“长安称雁塔,此亦旧皇州”,三国吴赤乌年间,康居国高僧来建邺,定居于长干里,孙权特建报恩塔以颂其弘扬佛法,诗中“长安雁塔”正是借喻“金陵”报恩寺塔…     

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

自稗山先生在《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旧第二辑)中首次明确地提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后,郭沫若同志又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说法。这对于李白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它使李白作品中的一些疑点得     

李白两入长安始末

李白一生曾经两次入长安。除了人所共知的天宝元年奉诏入朝那一次外,早在开元年间还有一次。这是当代李白研究工作中的最新成果之一。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首倡其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也有所发现;近年郁贤皓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益臻明确;我与薛天伟在编写《李白年谱》过程中亦略有所得。兹采众说,酌以己见,试述李白两入长安始末如下。     

我读李白《苦雨》诗

李白《苦雨》诗，全称为《玉真公主别馆苦而赠卫尉张卿二首》。此诗在李集中原以为一般酬赠之什，未曾受到特殊关注。自80年代李白0两人长安”之说①兴，此诗涉及李白开元十八年（730）初入长安一事之有无，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主张确有其事者，以之为力证；主张并无其事者，亦以之为力证。譬如函谷，一方欲以一丸泥塞之，使长安固若金汤；一方则欲去其一丸循以破之，使长安不攻自下。“一丸泥”者何？题中之人事也。双方均在此下功夫，侧重于题中有关人事之考证，而对该诗本身之探索则止于浅表，不知该诗中自有深沟高垒，奇阵伏兵，据…     

《蜀道难》非作于蜀地辨

李白的传世名篇《蜀道难》究竟作于何时何地?当人们发现这位傲岸不羁的诗人曾两入长安时,这个问题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当时及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持“两入长安”论者,抑或是仍抱“一入长安”论者,都还不曾对后来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予以轻信,都还不曾对此诗作于长安有什么怀疑。近日读到《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上康怀远先生的文章《<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以下简称康文),明确提出此诗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期的成名作,初颇惊喜,深佩于康先生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但细玩全文,则殊觉不     

李白三入长安别考

李白一生曾经三次入长安。开元十八年,为寻求政治出路,“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是为“一入”。天宝元年,奉召入朝,待诏翰林,是为“二入”。天宝十二年春,幽州之行归来,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是为“三入”。此三次中,“二入”早已为世所知,“一入”之说亦基本确立,唯“三入”之说,尚在探索之始。     

李白两首词的人物模特儿——兼谈其背景材料、创作时间、地点及其它

李白这两首词,历来被视为百代词曲之祖,被推为千古绝唱: 菩萨蛮(驿楼题壁取北宋《湘山野录》题意)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一作连)短亭。忆秦娥(长安古意借初唐卢照邻诗题)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它们是托名李白的作品。不过从背景材料和人物模特儿看。我个人总觉得倒很象是李白的作品。因为两首词的背景材料和人物模特儿都是以他家“隋末多难”的惨状为素材的。两词恰巧是咏叹他家“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的姊妹篇。作为背景材料的依据,首先不得不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隋末多难”——回顾一下:     

论杜诗之“神”

盛唐的诗,是中国文化史的骄傲。李白、杜甫,是诗歌中盛唐气象的伟大代表。杜甫与李白的身世、经历有很大的不同。李白生于富商之家,腰缠万贯、良骏轻裘入长安。富裕的经济条件和满腔傲岸的才气,是他不肯“低眉折腰事权贵”的凭藉。杜甫虽然多次在诗中声明自己是名门之后,但家道中落,很早就陷入困顿。他有才气,有胸襟,却没有幸运。从早年“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生活并不好过。中年以后,官微俸薄,日子竭蹶。安史之乱,他被俘、逃亡、流浪,历尽艰辛,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过上太平而富裕的日子。生活困顿、命运坎坷与希望国家富强的雄心壮志的矛盾,现实的社会变化与诗人景仰的全盛日的矛盾,使杜甫走上与李白不同的创作道路,更多地     

清雄奔放李白文

“白也诗无敌”。李白是以诗名家的,在盛大诗名的掩盖下,李白的文章却鲜为人重视。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桃李园”,王琦注本作“桃花园”)、《上韩荆州书》两篇文章,由于被《古文观止》选录,广被流传,家喻户晓,是大家公认的名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熟语。但李白其他的文章,就少为人知了。李白的作品专集,如南宋杨齐贤注《李翰林集》。元朝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朝胡震亨注《李诗通》,这三家都只注李白诗,置李白文于不顾;到了清朝王琦注     

李白归蜀考

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李白,曾经返回过故乡四川。此行是出长安、登太白峰、取道剑阁而入蜀的。千载以来,李白的研究者们,都认为李白自开元十三年左右出蜀,直至病死当涂,从未归蜀。而李白的许多诗歌,也因此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所以,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李白的生平和诗歌研究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李白归蜀,是继初入长安之后,于开元二十一     

吳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

<正> 李白天宝初年被玄宗召入长安,待诏翰林,历来都说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王运熙先生和笔者不久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李白》(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没有采用此说。限于丛书体例,书中不能详加考辨。本文拟就此说之不可信谈谈根据和看法。     

“捣衣”解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刊登陈绍仁同志《“捣衣”不是洗衣》一文,指出《李白诗意图》把“捣衣”画成洗衣是理解上的错误。文章说捣衣是“缝制衣服的一种劳动”,认为应“把诗意改画为一古代妇女在长安的一个普通房舍里正在为远征的丈夫缝制寒衣”。这种把“捣衣”理解为“缝衣”的看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论李白的怀乡情结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两次遭谗被逐,是李白怀乡情结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李白怀乡来自于离乡后的孤独体验;形成李白怀乡情结有类似“成人恐惧”的心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农耕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李白怀乡,充分体现了人类渴求恬静生活又不安于如此的矛盾心态     

条支、碎叶与李白生地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上刊载了刘友竹同志的《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一文。从争鸣与探索的角度来看,刘友竹同志的大胆假想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我认为作者在材料的引证和具体的推论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下面就此谈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关于李白身世的记载,较可靠的有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序》中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碑》中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根据李白生年推断,这牵涉到了李白的出生地望,李阳冰的序文盖出自于李白口述,所记当可靠,而     

李白与司马相如

<正> 李白诗文十六处提及司马相如,李白作赋时也常把司马相如作为学习和赶超的对象。不仅如此,李白同时代人也常常拿他跟司马相如相比。益州长史苏翅曾称赞青年李白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待诏翰林、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以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