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吴、越霸业考实

吴、越霸业考实董楚平关于“春秋五霸”，现在都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这似乎已成常识。但是，这个常识是有问题的。“五霸”这个概念，始于东周。当时，“五霸”或称“五伯”。“伯”是本字，“霸”是借字。《左传》成公二年《疏》云：“伯者，长也...     

明其所本是校勘书稿的关键

校勘古籍的关键在明其所本,只有明其所本,才能指出如此校勘之所以然。 例如,船山于《诗经稗疏·商颂·韦、顾、昆吾》中,分三段考证《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韦、顾、昆吾三地,该文第三段说: 顾亦已姓之国,则亦昆吾之裔也。《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齐侯盟于顾,公先至于阳谷。”则顾在阳谷左右,滑之东,濮之南,与豕韦、昆吾相为唇齿,亘居河北,山东(逵按:     

楚连尹为主车之官说

春秋时,楚官即有“连尹”之号。《国语·晋语七》“连尹襄老”韦昭解:“连尹,楚官名。”但未进一步说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尹训正也。楚官多以尹为名。”《尔雅·释言》:“尹,正也。”此孔氏所本;《国语·齐语》“立五正”韦解:“正,长也。”是尹即首长之意。连尹之名,先见于《左传》和《国语》。对这一官称的解释,自汉至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左传正义》引汉儒服虔说:“连尹,射官,言射相连属也。”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说: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孙子》十三篇略说

孙子名武,春秋末齐国人。《史记》称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闔闾。闔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今传世的《孙子》十三篇,可能就是孙武持见吴王闔闾的《兵法》。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建立者。在孙武前虽有《司马法》,但它属政书之类,不是军事科学理论著作,《汉书·艺文志》入之礼家,是对的。至《六韬》等,则出于后人的依托,不可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吴越文化在探索中

春秋晚期,苏南、浙北的吴、越二国突然崛起,称雄一时。以致在战国时期,人们都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并列为“五霸”。(或称“五伯”。伯者,长也,谓为诸候之长。“霸”是“伯”的同音假借字。)例如《荀子·王霸篇》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     

文献资料的检索与运用

文献资料的检索与运用李茂生一、什么是文献资料文献，据《辞海》的解释，是指典籍与宿贤。“文献”一词，最早始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足是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夏代...     

论近代广东经学的时代特征

<正> 所谓“经学”,是指古代以至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史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经籍的阐发和议论。经籍主要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上述五部著作便被法定化,从而具有了“经典”的含义。有了“经”,自然就有了“经学”。考诸史籍,“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载云:武帝时,“宽为椽,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从此,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作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整整延续了二千多年,历代经学著作,汗牛充栋,可谓     

说“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关于孔子所言“文献”之义历来说者异趋,莫衷一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解释,是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学术大师郑玄之说,“献,犹贤也.我不以     

《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春秋“志”、“语”及其文化意蕴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两种重要文献——“志”与“语”.它们先口耳相传,而后“书于竹帛”,是先秦社会中重要的“语”类文献.在经典文献结集的时候,成为《左传》、《国语》的素材,得以流传至今.在西周至春秋社会,它们承载社会的理性价值判断,成为当时重要的话语资源,是前诸子时代的精神资源.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三峡与巴蜀文化

三峡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在汉代桑钦著的《水经》里，提到了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但未贯以三峡之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才把它统称为“三峡”，但其时代晚于左思。因此，三峡之名可能起于东汉至魏晋之时。当人们     

春秋县制新探

中国历史上,在全国普遍推行县制,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事情,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政策的继续。但县制的产生还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对此,前人已有研究,作了论断。本文试图对旧说中一些观点略作辨正,以就教于史学界。一、春秋史料中“县”之涵义。在有关春秋史料中,“县”以名词出现时,多与典制有关。稍予辨析,可知“县”一词具有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涵义: 第一种涵义指县鄙。周初封建(本文“封建”一词均指裂土分封的意义),就每一封国而言,“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国语·齐语》韦昭注),“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国语·楚语》)。从《国语·齐语》所载管仲“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的说法及其为齐国规划国鄙制度的史实,可以推断,凡国以外地区都是鄙,国指封国的国都,而鄙就是相对国都而言的     

《周易》卦爻辞中之贞悔考

贞悔二字,《周易》经文常见。通检450条卦爻辞,贞见于108条,悔见于32条,贞悔同见于10条左右。《尚书·洪范》载:“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卜五,指雨、霁、蒙、驿、克五种龟卜兆象。占用二,衍忒,指蓍筮重卦分为贞悔,演变以占用也。古人筮占,揲蓍曰衍,即排演蓍草以成六爻。下三爻曰内卦,称贞,上三爻曰外卦,称悔。若爻有变化(忒者,变也),则称演遇的本卦为贞,变生的之卦为悔。《左传·僖公十五年》秋,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蛊》卦下巽上民,巽的卦象是风,艮的卦象是山,所以卜徒父曰:“《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国语·晋语》晋重耳筮得国。筮得贞《屯》悔《豫》。《屯》是遇卦,《屯》初,四、五爻皆变。变生的之卦为《豫》,故曰贞《屯》悔《豫》。由此可见,贞悔在易卦里有着特定的含义,贞指内卦,本卦;悔指外卦,变卦。然而易学家们对于卦爻辞中之贞悔的解释,却并非如此。     

关于中国文化发生学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基础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依然依托于这些基础。……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①“轴心时代”是东地中海、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文明时代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典籍——“元典”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元典——一《诗》、《书》、《礼》、《易》、《春秋》等成书并修订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的春秋至秦汉之际。先秦诸子书《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

一部春秋史,主要是强国争霸史。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说:“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对霸政的研究可上溯到战国时代。孟子较早地把“霸政”理解为与“王道”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其后,荀子著有《王霸》篇,继续探讨王道与霸政的关系,得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的结论。从此,“王霸之分”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命题。本文拟从天子、霸主、诸侯关系入手,对春秋霸政的一个侧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