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属台湾党部述评

国民党与台湾问题渊源很深。在国民党中央的筹划下 ,直属台湾党部成立 ,要求建立台湾省党部、台湾省政府 ,建言收复台湾 ,与台调会筹划接管台湾发生矛盾 ,导致党政失和。 1945年 10月台湾光复 ,台籍志士积极参加台湾接收与重建 ,为台湾回归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全国媒体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全国主流媒体密集报道,提出解决办法.《中央日报》代表了官方立场,指二二八事件为暴乱.中间立场的媒体评论持平,长官公署与台胞都有责任,应和平解决,需尽快恢复常态,妥为善后,改革台湾省政.国民党内CC系必欲去陈仪而后快,陈仪是首恶必办,负全部责任.左翼要发动民众反蒋,将所有责任推给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这些媒体的反应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台军事镇压,却激起全国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切.在全国舆论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台湾实行省政改革,缓和省籍矛盾.     

论蒋介石个人权威形成的制度因素(1931—1935)——从责任内阁制到集权政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政制改革,实行了责任内阁制,限制国民政府主席的个人权力,加强党权。很快,因孙科政局危机,蒋介石重新上台,与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配,实行军政分立。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个人权威确立,标志着集权政治正式形成。蒋个人权威的形成有其制度空间,主要是处理危局的政治需求、行政系统的非完整、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威的缺失、制衡个人权力膨胀的制度空缺。这种基于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尽管有利于应付危局,提高行政效率,但阻碍了制度权威的建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与政党政治的真正实现,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光复初期台湾的孙中山崇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为了战后收复台湾、获得民心,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用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景仰,为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推广孙中山崇拜奠定了基础.光复后,国民党沿用大陆的宣传方式,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使其成为尽人皆知的国家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但是,国民党在台对国父遗教的宣传与大陆同出一辙,流于形式,因此,并未能完全获得统治合法性,因民生问题而引发"二二八"事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孙中山崇拜的积极影响.     

台湾光复初期台籍精英的参政诉求

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 ,台湾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 ,要求扩大台胞的参政权。台湾光复初期 ,国民党大陆籍官僚垄断了台湾各级机构的主要权力 ,严重挫伤了台籍精英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他们转而参选各级民意代表 ,指责国民党大陆籍官僚的腐败统治。在“二二八事件”中 ,台籍精英要求实现台湾高度民主自治 ,国民党政权视其为暴乱行为 ,调兵残酷镇压 ,在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台湾一代精英遭到惨重打击。国民党高层被迫调整治台政策 ,吸纳台籍精英 ,以缓和尖锐的省籍矛盾     

风潮中的民声与官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新闻媒体之所见所论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的主要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迅速报道并发表了不少评论,其中<申报>、<大公报>与<文汇报>或多或少对国民党和政府持批评立场,大体可谓民声的代表,<中央日报>则基本上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可谓官声的代表.大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体上反映了事件的进程,评论也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多数媒体都表现出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以及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但有些报道和评论亦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在对事件的全面反映与分析定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