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农民的政治情感及其现代转化

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在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特别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应对其有足够的重视。首先对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进行了阐述与分析，主要包括权力崇拜与依附、平均主义、人治观念与臣民意识、家国同构下的集体主义等几个方面，然后对传统农民的政治情感应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在理论上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事业有所助益。     

社会转型与农民现代化

社会转型即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这一转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在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因此农民现代化在社会转型期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决定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论家族活动中农民的文化选择——以石溪村为例

石溪村的家族活动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在政治生活中从被动到主动，在经济生活中从自发到自觉，在文化活动中从封闭到开放，在社会生活中从传统到现代；农民的文化选择不仅加速了其自身角色意识从“家族人”到“现代人”的转换，也促进了农村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效对接。     

后税改时代的农民集体行动逻辑研究——兼与于建嵘老师商榷

于建嵘老师认为我国农民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压迫”的结果，属于经典的“压迫一反抗”模式。笔者认为，后税改时代农民的集体行动大多已不是农民在现有的利益失衡的格局里的“被迫”反应，争取经济、政治、文化和发展等方面的利益渐次成为近年来农民集体行动的主要动因，后税改时代农民增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开始向政府亮出自己的身份，主动向政府争取自己的国民权益。     

农民教育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内在机理与行动路径

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产业韧性强”，具体表征为产业适应力强、产业变革力强、产业竞争力强与产业发展力强。农民教育有助于通过培育产业适应力、变革力、竞争力与发展力而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当前农民教育面临教育体系前瞻性不足制约产业生计韧性生成、教育主体“专家-依附”行为阻碍产业复元韧性锻造、教育活动乡土“祛魅”约束产业功能韧性拓展、教育平台支撑不力阻滞产业过程韧性提升的行动挑战。基于此，应增强农民教育体系前瞻性、加大韧性导向的农民教育制度设计与资源供给，促进农民教育主体观念调适、践行专家系统与农民教育系统并重下的协同发力策略，推动农民教育活动“在地化”连结、转化乡村价值体系，完善农民教育平台多元定位、拓展乡村产业主体“后天建构性”关系网络，以支撑乡村产业韧性水平的整体提升。     

中国农民贫困的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架构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现象：一是农民与市民相比政治权利缺失，没有权利和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二是农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形成了“等、靠、要”的政治态度，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意识;三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去代表农民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失语”，政治上的“失语”则又导致经济利益的受损。因此，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     

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流动农民社会认同正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在回顾族群认同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进行了操作化定义,认为它应包括分类意识、目前身份意识、未来归属意识三个层面,并从地位结构观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等方面,探讨了目前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现状,最后指出了下一步将采用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来分析其社会认同。     

农民利益表达意识的缺失及矫正路径选择

农村改革的进程是农村社会不断分化的历程,农村社会分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为了维护与增进自己的利益,多元利益主体会以一定的方式向一定的对象表达利益诉求,追寻自己利益.囿于利益表达意识的缺失,农民经常无力表达、消极表达,不仅影响到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也制约着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这就需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公民身份意识、参与意识与法制意识,以矫正其缺失的表达意识.     

现阶段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途径

农村衰落和农民社会经济地位下降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性”地剥夺了农村人在城乡之间、甚至工农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的同时,不断地强化了城市人的超越性权力,使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资源输出变为强制性和掠夺性的。发达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一般是与一定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在我国,只要注意到政策的策略性和渐进性,城市对农民开放所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就可以是有限的。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其调整

文章试图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观察、分析实行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的变化、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对此加以调整的可能。提出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上下包含变为分立对应 ,由依附型变为契约型。这种变化带来了乡政与村治难以衔接以及村委会与村党组织难以协调等新问题 ,其症结在于作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介的村委会的角色不清。要对此加以有效调整就必须改变村委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以及职责与能力不对称的现状。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社会风险透视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显得十分重要,在对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取得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后,居村农民市民化的议题也越来越备受关注。然而,处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居村农民市民化必定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因此,十分必要确立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新型社会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风险应对机制,以保证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合作

农民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对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民必须合作才有出路”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农民合作是否现实可能却存在“善分”和“善合”的争论。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农民合作是实践活动,存在时空性、紧迫性和特有的运作逻辑。分化的农民在不同合作场域中的关系系统、相对位置和资本具有差异,加上对农民合作惯习的认识、判断、体会、策略不一,农民合作在实践的不同层面、领域和环节就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实践理论可以给农民合作的相关政策一定理论支撑,确立农民合作相对的独立性,提升农民合作制度的地位。因此,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去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在实践中去寻找农民合作的生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系统与属性分析——基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实践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类型之一,但人们对其认识不一。基于北京市房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提炼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五大功能系统：提升农民话语权,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以及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属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到其与农业龙头企业相比具有的七大属性差异。     

农村发展中的农民权益维护 ———当前中国农民公民和社会经济权益的若干问题研究

在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这一问题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为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农民权益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文章将从政治权利、财产权、城乡公平及迁徒就业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民权益问题进行回顾和讨论.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农民增收：改善环境和扩大选择空间

农民收入已成为一个影响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比较复杂 ,从影响农民收入的直接因素中发现农民收入“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民增收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农业、农村、农民等问题的外部环境入手 ,为农民经济活动构建一个宽松环境 ,特别要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增加农民选择机会和扩大农民选择空间     

农村资金互助社信用风险与防范

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政策支持和市场作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是农民的资金合作组织,在现阶段仍然有着存在的现实基础,信用风险的成因与类型也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尽相同,应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发展中的信用风险问题。     

新疆种植业农户风险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的风险态度对其风险认知以及生产决策有很大影响。该文在对新疆161个种植业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与最优尺度回归方法研究了农户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种植业农户多数倾向于风险厌恶或风险中性;按影响力大小顺序,农户风险态度主要受到农户到镇距离、学生数、耕地面积、户主年龄、是否干部及文化程度的影响。     

论农民社会心理引导机制和支撑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既要推进农村经济奔小康,又要维护农民心理健康。近年来,农民社会心理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民社会心理健康亟待关注,健全农民社会心理引导机制和构建农村社会心理支撑体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条件。     

“农业神话”与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

美国平民主义运动是发生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世纪末,以农场主为参与主体,以格兰其、农民联盟、人民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一场广泛性群众抗议运动。美国传统的＂农业神话＂是导致农场主们积极行动起来并投身该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美国农场主的经济、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这与农业时代农场主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实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农场主们于是通过平民主义运动,呼吁联邦政府对经济垄断进行管制,对社会弱势群体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回到＂农业神话＂时代那个更为温情、更具人性化、社会阶层更为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