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论社会治理体系"返魅"的路径

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从属于工具理性的,它的形式化、抽象化决定了它必须祛除实质理性的“巫魅”。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及其治理体系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进入了一个价值“返魅”的进程中了。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返魅”不能停留在诸如价值、实质理性等模糊的判断中,而是需要有着明确的内容的,道德就是后工业社会治理体系所需要的价值系统中的基本内核。所以,人类当前的任务就在于探索道德制度建设的可能性。     

后工业社会大学组织模式探析：一种合作制组织的视角

工业社会中,大学组织形成了几种经典的结构模式,在社会功能构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大学组织在后工业社会中将发挥＂中轴原理＂的作用,探讨其未来的组织形态无疑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从合作制组织理论的视角,意在对后工业社会大学组织的可能模式作一初步探析。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的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那就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协作的社会,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工业社会的协作是与竞争共生的,协作与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后工业社会将意味着工业社会中的协作与竞争得到扬弃,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合作将是协作与竞争的"合题"。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积累起了许多能量,对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能量是破坏性的,而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这些能量则是宝贵的资源。基于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去对未来社会进行理论构想,正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任务。     

时代特征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的社会以及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工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显得很不适应。关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是从系统论中脱胎出来的,但是,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又需要超越系统论的基本思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特别是要求我们建构起新的组织形式去治理我们的社会。     

基于社会转型的制度重建之构想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制度模式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它是适应民族国家社会运行的要求而建立的.目前,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全球化运动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把整个世界捆绑到了一起.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制度模式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置于同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共同承担起制度创新的任务.信息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而网络的辐射效应则反映在整个社会的网络化上,从而使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工业社会建立在人的竞争基础上的制度,也就必然为建立在合作关系基础上的制度所取代.     

探寻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民主治理现实困境的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建构起来的价值中立原则,一方面受到来自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改革实践的广泛审视。于是,许多学者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只有积极探索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民主治理的现实困境。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