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期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学建设

前期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学建设,包括总论性和分论性两部分研究成果。总论性的歌谣学,主要是对有关歌谣定义、范围、特征、价值、作用等的研究;分论性的歌谣家,是分类论述各类民歌(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时政歌、情歌、儿歌)有关的理论性建设。这种开辟歌谣学新时代的歌谣学,就总的根本性质看,应是新民主主义的,是科学、民主、大众的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仪式象征研究综论

仪式象征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多年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本文从仪式象征的宏观研究、仪式象征的微观考察、仪式过程与象征结构的阐释、仪式象征符号的解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仪式象征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藉此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其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同时就中国仪式象征今后的研究趋势做了展望。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传统歌谣

中国传统歌谣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集体加工的方式逐渐萎缩,不等于中国传统歌谣消失,中国传统歌谣对中国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的影响是深远的。“美”与“刺”是中国传统民谣的两种基本表现手法,这两种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民谣中有所延续。中国传统歌谣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把西方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中国不应在全球化浪潮中丢掉其民族风格特征。     

歌谣源于祭礼

法国著名学者葛兰言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指出一个事实:《诗经》中的情歌来源于仪式。我们不禁有个问题《:诗经》中《国风》以外的诗歌是不是也是来源于祭礼吗?就这个问题,本文试着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巫术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与诗歌的关系。     

生态、仪式与象征符号——黎族槟榔歌谣的文化通观

某些物质符号被拣选和凸显,往往与其特定人群的认知体系、分类体系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黎族日常生活中礼物交换、歌唱吟咏和仪式生活中"嗜槟榔"现象,形成了一种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将黎族槟榔歌谣置于地缘、生态与文化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槟榔"成为该族群日常与仪式生活中的重要植物意象的形成机制,及其在仪式中的功能和意义。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的演变

中国神话仪式叙事经历了由巫术仪式叙事到祭礼仪式叙事、民俗仪式叙事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理性化程度日益提升的结果。中国神话巫术仪式叙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促进了中国歌乐舞合一的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催生了道教的形成。中国神话祭礼仪式叙事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对于中华礼仪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随着官方的礼仪不断融入民间生活，神话的仪式叙事逐渐演变为能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民俗仪式叙事，人民大众成为神话民俗仪式叙事的主体，对中国节日民俗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

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会刊<歌谣>周刊,在歌谣和方言的收集、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五四先驱认识到歌谣、方言的民族"化石"价值,重视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探研、借鉴;他们利用文化向心运动规律,以国语摄入方言、同化方言,实现国语与方言的融会贯通;他们主张吸纳歌谣民间形式,极力推崇方言文学创作,以便为国语文学输入新质,为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加范本.这些活动既反映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又体现出新文化先驱建设新文学时对民族性的认同与诉求.     

论黎族歌谣

黎族地区素有歌海之称,广大黎族人民善于创作民歌,喜于吟唱民歌。《论黎族歌谣》一文,对黎族的劳动歌、革命歌谣和情歌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论中国上古歌谣——文学史散论之二

歌谣与神话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马克思语)文学的双璧。诗歌是最早的文学体裁,是前于文字、伴随人类语言而产生的。研究上古歌谣,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而且对研究文学的起源、诗歌的本质及其同其他艺术部类的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上古歌谣在文字产生之前,就一直在人们的口头上创作着、流传着,也不断消失     

壮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以刘三姐歌谣为例

刘三姐歌谣依托歌圩得以传承与发展,其具有增强族群凝聚力、维系族群和谐、促进家庭和谐、倚歌择配等社会功能。然而,刘三姐歌谣在传承发展中仍面临原生壮语刘三姐歌谣的传播受到限制、刘三姐歌谣传承人缺乏、刘三姐歌谣文化商业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要促进刘三姐歌谣的传承与发展,应采取多种渠道,促进刘三姐歌谣的"本土化"发展、创新性发展和"国际化"传播。     

浅谈民间歌谣的意境美

民间歌谣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中集体创作的，用韵文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在民间文学领域，它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千百年来独放异彩。作为人类早期产生的文化艺术之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歌谣。无论是悠扬高亢、粗犷豪放的蒙古族歌谣，还是热情奔放，一泻千里的维吾尔族歌谣，无论是抒情和谐、委婉动人的藏族歌谣，还是苍劲有力，一唱三叹的傈傈族歌谣，无论是细腻缠绵的吴歌，还是悠远高昂的信天游，等等。它们都以其清新、淳朴的风情，自然和谐的韵律，扣动着人们的心弦，给人一种亲切、纯挚的美的享受。人们喜爱民间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歌谣研究略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肇端于1918年2月,几经停顿延至抗战前夕的歌谣运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歌谣运动的发生,有赖于“五四”前后那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积极传播西方(包括苏俄)先进的文化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他们借助崭新的精神武装,不仅明察了民族的困境与危机,更看到了她的光明和未来,从而极大地激发起重振中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这一点构成歌谣运动深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呼唤和实践,促使觉醒了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民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决心从这里寻求民族文化变革、发展的新途径.这又形成来自文化自身的内在动因.这些条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得到集中体现.其时,以蔡元培为校长的北大已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新型学者教授,正以自觉的使命意识,为振兴中华、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呐喊.校园里充满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研究所、教授会、讲演会相继成立,空气十分活跃.在这种背景下,1918年2月,经蔡元培批准,由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刘复)、钱玄同、沈兼士“分任其事”的“歌谣征集处”宣告诞生.从此以北大为中心,掀起一场波及全国     

近代歌谣:村妇生活的凭据——以江南为例

江南歌谣以民间-民众-乡村-妇女-地方-日常的粘着性可以成为村妇生活的凭据,但歌谣首先依循艺术理路:聚焦实际生活,着意渲染情感,凸显主要特征.对歌谣的史料学考量,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对话中进行.     

从《文心雕龙》看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认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多处提及古代民间歌谣,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刘勰对民间歌谣的功能、本质、文体形式、艺术特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说明他对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也有所思考。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刘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

1924年,董作宾根据各地歌谣《看见她》而写成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被认为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最重要的成绩之一,一直被民俗学者奉为歌谣研究的经典。奇怪的是,时隔一百年,经过了多次全国性的歌谣搜集运动,这首被胡适和常惠等人认为风行全国的歌谣,搜集总数依然不足一百篇。究其原因,除了董作宾曾经指出的该歌谣只能流行于南北官话系统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是一首主要由清代旗人子弟带往全国各军事重镇的儿童游戏歌。辛亥革命之后,旗人逐渐星散,这首歌谣也开始走向衰没,1950年之后几乎绝迹。歌谣中对于“理想美人”的夸耀,处处都能看出歌唱者以“贵”为“美”、以“相”取“貌”的审美标准。与其说该歌谣夸耀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对于富足生活的热切向往。     

歌谣形态的格式塔质——歌谣研究方法论探索

本文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的歌谣研究是按诗、乐、舞分离后建立的理论框架进行的,而侧重研究歌谣三要素之一的歌词。实际上,单一的歌词并不等于歌谣形态完整的质。诗、乐,舞一体的歌谣形态具有格式塔质的整体性,不是诗、乐、舞感觉碎片的简单重叠,而是具诗、乐、舞同一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同时显现而产生的新质,它不是局部分解可以说明的。     

抗战时期歌谣与诗歌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受到战争的巨大冲击,包括歌谣、诗歌在内的文学形式的常规发展路径被外力粗暴阻断。"歌谣体"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体应运而生。由于在主题、内容、情感、创作手法、修辞技巧、语言表达、创作主体等方面都难以区分谁是歌谣、谁是诗歌,从而导致抗战诗歌与抗战歌谣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使二者具有"杂糅关系"。     

原生态言说与西和乞巧歌的赋比兴研究

和所有的民间歌谣一样,西和乞巧歌里有着大量的赋比兴之艺术手法,且以赋的大量运用最为普遍最具特色。西和乞巧歌中赋比兴的运用,根源于西和乞巧歌创作身份的民间性、语言追求的质朴性及物象意象的生活化。西和乞巧歌以赋为主的＂原生态言说＂,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突出叙事、多用叙述的民间化写作与口语化写作,具有一定的艺术启迪作用。     

从朝鲜族歌谣看中国与朝鲜半岛久远的文化底蕴

中国朝鲜族民间歌谣历史久远,自公元1世纪开始,汉字伴随儒家文化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民族创作的民间歌谣就与汉文化相互融合,从歌谣表现的各种内容、形式反映古老中国人民与古代朝鲜人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是源远流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