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复义”理论与刘勰的“隐秀”思想之比较——以《复义七型》与《文心雕龙》为例

对新批评形成时期威廉·燕卜逊的重要理论——“复义”和中国古典文论经典——《文心雕龙》中“隐秀”观的异同进行详尽的分析,发现：中西两种理论最大的相同点在于对于文学多义性的重视,而二者在理论背景、内涵的丰富性和对鉴赏主体、文本本身与作品意义的考量以及系统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比较,特别是差异研究,力求为中西文论中这两...     

含混、朦胧，或歧义——燕卜荪“复义理论”研究

"复义"概念指文本的表现意义模糊而不确定,一项陈述会产生多种意义,它是诗歌表现的重要技巧之一.燕卜荪认为"复义"主要有七种基本类型,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含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

持续多年的“西方文论热”使国内人文学界实现了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的接轨。至少取得三方面的收获:认识范式的转型、认识假设的改变和认识(批评)方法的更新。然而,随着这一理论热以及后来又时兴了一阵的文化研究热的消退,国内文论研究目前已陷入一个备受冷落的困境。在西方,“理论热”因自身的原因同样消退了,但理论界并不因此而寂寞,他们正在对过去20多年的“理论热”进行反思。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应该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应该摆脱别人提问、而我们跟在后面进行思考那样一个蹒跚学步的阶段。我们或可作出三个选择:返回经典,深化实践,该放手则放手。唯其如此,方可把我们的文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论羌族作家余阙对元代文论的贡献

元代文论是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较为薄弱的一环 ,却又是联系唐宋文论与明清文论的纽带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余阙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 ,但他的文论对整个元代的文论有着深厚的影响。他对前代文论有因有创 ,有承有传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文论发展的大概。既强调“质” ,又不忽视“文”的文质观 ,逐渐摆脱了“论文派”与“谈理派”的偏颇 ,倾向于二者的调和 ,而其“文弊当革”的进步文艺发展观 ,更是他的创新之处 ,这一理论的提出 ,对当时文坛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论陈白沙的文论倾向和山林散文艺术——从陈白沙"自然"、"自得"说谈起

陈白沙是明代散文史上“独立派”的代表之一。他的山林散文具有超卓不凡的识见美、激扬自我的健逸美、“自然”、“自得”、“不待安排”的文境美和朴率、简易的语词美。其艺术美的形成 ,与其特有的文论观和审美取向有关。而其文论观和审美取向的理论基石 ,是陈白沙“以自然为宗而要归于自得”的心学。     

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

１９４０年前后,沈从文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超人”意识。尤其是他的文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听到尼采、叔本华的有关“审美愉悦”的回响。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上,沈从文又跟卢梭、康德有些接近,但西方哲人是站在哲学的角度对文学的“玄思”,沈从文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文学的哲理阐释。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特别是文艺家正确的世界观的培养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这一理论取向与儒家诗学一直关注文道关系以及“配义与道”的文人内在修养路径有很高的契合度。除此之外,两者在谈论文艺家的修养时,也都十分重视经典的研阅以及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重点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差异,具有比较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崇尚“以文化人”及“德治”,因此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承担这一使命的文士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的文化根源。而看重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在它触发了文论家对“言”和“意”的重视 ,以及对言意关系的探究。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肯定了以“言”尽“言外之意”的艺术可能性 ,将“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一言意关系的突破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在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大量运用与集中阐说,表现为在诗评中开始广泛出现;在诗论中得到阐说和提升;在词评中也得以引入.这标示出了"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成型.     

"心动"与"摹仿"--中西文论的一个比较

“心动”说与“摹仿”说是中西古代文学创作论的最为重要的学说,它们对中西文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这两种学说立足于不同的文学和文化土壤,因而其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便是根本对立的;但作为文学创作论,它们也包含某种同一性。它们的对立延续于现代文论,便体现为表现论与再现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而它们的同一则体现为对创作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的强调。所以可以肯定,随着人类文学实践和审美情趣的日益丰富多样,这两种学说必将在新的文学经验中得以不断整合。     

元人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

元代文论家从哲学高度对文学本体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形成了文学本于“理”和本于“气”两种文学本体论 ,这成为考察元代文学思潮不可回避的一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元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也深化了对一些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在元代 ,文学“气”本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且形成了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跨文化身份意识与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路径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辨析,要厘清讨论该问题时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找到进入本土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跨文化身份意识既是解决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核心,又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前提。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中西文论的“关系体”中,当代文论本土化经历了身份意识的萌芽、觉醒与自觉三个阶段。自觉地建立跨文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立足当代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是重构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和文论身份、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

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时代具有不同于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的一些新的特色: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一种范围更广的文化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文化理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随着美国的称霸世界早已解体,"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没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不同的理论思潮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了"后理论时代"一道独特的景观。在这样一个时刻,经过改造并重新阐释的后现代"新儒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重要理论资源。既然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思考如何促使中国文论走出国门进而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应该是"后理论时代"对中国文论家的最重要的启示,同时也是国际文论界对中国学者的期待。     

也谈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失语"命题

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失语"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先锋小说的"失语症","失语的南方","女性失语症"和"当代文论失语"。"失语"一词更普遍地用于批评与反思当代文论的西方化倾向。"当代文论失语"说对"五四"以来中国文论的基本估计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所谓重回古代文论这一绵延数千年的完整而统一的传统则明显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甚至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因为它企图使变化了现实去适应传统的理论。文论失语说是一种总体性命题,印象式的评论与概观性成份显然多于具体的辨证的分析。其否定性与批判性的冲击力有余而具体性、深入性的实证分析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