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初至20年代,以社会和道德改良为重要主题;20至30年代,以武侠和言情分别表现了彼岸和此岸世界的浪漫情怀;30至40年代,大后方通俗小说汇入抗战文学主流,沦陷区则以“逃往自由”的心灵隐痛表现了对社会人性的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与新文学的双向互动中,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出现作了充分铺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翼。     

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探讨

我们已走进21世纪,这是一个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对中国当代文学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本文从较多方面分析探索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向,提出了构建新世纪新文学价值观的设想;并在梳理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础上,指出了新世纪中国文学应采取的方略。     

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出版"二重逻辑"的历史考察

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出版更多地建构起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引导和规约着新文学超越了个人和团体的独语状态而走向社会化生产,并且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努力在现代出版的商业性和文化性之间寻求平衡,使新文学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生产——论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业,不仅在生产文学文本赖以存在的报纸、书刊,也在生产作家的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文坛),新文学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一产业机器及其市场运作,不断地被放大、复制,并牢牢地占据了社会文化中心。著名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向我们演示了新文学作家和出版商之间,是如何在各自目的、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斡旋,以致相互倚重、达成共谋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使我们看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精神”的资源整合系统——近代出版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中国新文学的当代性与承传性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从理论上说，“平民文学”的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乃至文艺工农兵方向的确定，无不是对大众作用的肯定。从创作实践上说，多少有价值的作品，哪一部不是首先从民众的需要、为民众的利益考虑的？ZO世纪以来，中国出现过两个历史的大杠杆，一个是政治革命（包括阶级斗争），一个是商品经济。中国社会也因此发生从政治／农业社会向经济／工商社会的转变。在社会大转变中，新世纪的文学先驱们首先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随之涌现出许多接近大众语的“白话”文学，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世纪之初至4…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文章以时间顺序梳理20世纪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文学思潮,并展示其在“五四”新文学思潮、抗战文学思潮、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极左”文学思潮和多元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     

中国新文学的内在缺陷

中国新文学经过一百年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其独立品格产生疑问。其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文学与旧文学在“生存性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是以各种西方之“器”传达各种既定之“道”,满足于新旧思维和差异思维导致“低程度创新”;二是新文学谈论的“独立”也是西方式的,而忽略了从传统资源中提取自己的文学独立品格;三是对西方式对抗与超越观的依附使中国文学走不出既定现实,更造成20世纪中国新文化思想的破碎;四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好文学”研究的匮乏和“好文学”在事实上的稀薄,也不可能给中国新文学及其文论研究以有力的独立性支撑。     

“国民文学”的性别内涵及文学史价值——以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为中心

“国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界出于对新文学的反思,发起对“国民文学”的争论,重点在于对其范畴与内涵的辨析,性别内涵始终未得到重视。“国民思想”是“国民文学”的基础,酝酿生成于近代留学生群体,经历了反清爱国、科学救国、服务国家几个阶段。文章以1920年前后归国的早期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女学生胡彬夏、陈衡哲、刘王立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为对象,从辛亥革命前、民初至五四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时发展中探讨知识女性的国民意识、家国责任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嬗变,总结和评价性别内涵在“国民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文学史价值。     

中国新诗流变略论

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崭新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文学。在20世纪里,中国文学真正冲破了几千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真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形成了与外国各民族文学对流、互补与融合的格局。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艰难与曲折的探索中建设新文学的道路。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诗的变化最早,革新幅度最大,行进的步履最艰难。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旧体诗词与新文学在艺术功能、表现对象上的互补性,使得新文学家有了在新旧文学之间腾椰转换的自由空间.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广泛存在,表明20世纪对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新旧文学交替的世纪.在新文学家旧体诗的评价问题上,我们需要纵横两个坐标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予以现照,才能对其做出公允、恰当的结论.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21世纪中国文学展望三题

新世纪之初 ,我们乐观地对 2 1世纪中国文学作三点展望 :2 1世纪中国文学将是现代化与民族化“合题”的文学 ;2 1世纪中国文学将是主旋律文学与高雅文学、通俗文学多元互补的文学 ;2 1世纪中国文学将是重铸辉煌、走向世界的文学。     

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

本文不同意过去长期将学衡派视为“复古派”的定论，认为学衡派主要成员是一批服膺新人文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道德救国论者。基于此，他们特别重视文学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视文学为表现道德要求的工具，把文学批评定性为对文艺和人生的一种道德判断和选择，从而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中的道德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对道德和传统的呼唤，在当时不失为对新文学反传统倾向的某种必要的反思，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学衡派不理解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全面否定新文学，也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     

论“美”作为新文学的尺度及其限度

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拥有多种社会的和历史的力量及其学科知识的参与。美学的兴起是发生在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美"的意识成为了现代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新文学与美学是同步且相伴而生的,它不但成为了新文学知识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新文学观念建构的价值向度。随着社会历史及其文学观念的变化,"美"作为新文学观念,并不能满足新文学的社会诉求,不得不面临着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新文学对美的追求与实践并没有消停或终止过,而是将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新文学的理想。     

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对中国20世纪初文学原理文本书写的影响

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是较早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教材之一,也是最先被引进到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新文学概论》对中国20世纪文学原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书写体例,理论视域和思想资源的拓展与启发等。但由于其学理性较差,误导也是明显而长久的,主要表现在偏执于文学的社会学视野的理论建构,原理文本没有创作论的位置,僵硬地恪守片面的哲学认识论等等方面,这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使其成为研究、反思中国20世纪文学原理文本写作史绕不过的话题。     

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窥探

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把儿童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宏观建构中;二、对＂言志派＂与＂载道派＂两大新文学源流的批判性反思与鉴照;三、潜心于＂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风格创作实践。概而论之,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强而有力地标举和昭示着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应当在＂古典＂与＂现代＂的持衡中获得新生的重大命题。     

隐性影响与显性契合——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运作

一般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是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以及西方文学密集影响的结果,除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五四”新文学的先导作用得到普遍承认之外,现代文学研究界并没有充足的精神准备去正视19世纪文学思潮如何对20世纪文学产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在近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界,人们也常常对19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潮现象予以忽略,更不用说去寻证其后续作用力了,其原因盖在于未能从这一时代文学创造力的普遍萎顿和文学观念建设的意力模糊中分辨出思潮的潜隐性,进而确认这种潜隐性乃是19世纪文学思潮的时代性特征。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