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不是冯梦龙

读了陈昌恒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一文后,对其说法实难苟同。我们认为:《金瓶梅》作者决非冯梦龙。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陈先生作学术上的磋商,以期共同进行科学的探讨。在陈先生的《考述》发表以前,王利器先生在1987年所写的《〈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一文中就表示过不赞成冯梦龙是《金瓶梅》(或称《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的说法。他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金瓶梅》原是评话再论

我在《<金瓶梅>原是评话说》论文中曾列举八方面的“内证”,得出以下结论:“《金瓶梅》原来是评话,所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是《金瓶梅》评话的最早的记录者、整理者、加工者和再创造者。他在《金瓶梅词话》成书中的作用,约略相当于施耐庵、罗贯中之于《水浒》、     

《金瓶梅考论》出版

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黄霖同志是目前较具有影响的《金瓶梅》研究者。他对《金瓶梅》的研究自成体系,卓为一家。除了已出版的《金瓶梅漫话》和《金瓶梅研究资料》等著作外,他还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研究论文。最近,辽宁人民出版社把部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结集成《金瓶梅考论》一书于日前出版。其内容大致为(一),小说思想和艺术的总论;(二),人物论;(三),成书问题的考证;(四),作者为“屠隆说”;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问题——从答《笑笑先生何许人也》说起

自从拙作《〈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提出《山中一夕话》(其原本题《开卷一笑》)编集者之一“笑笑先生”为屠隆,是《金瓶梅词话》作者的问题之后,海内外学界议论不一。徐州教育学院《文史论坛》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发表了张远芬同志的《笑笑先生何许人也》一文,同他前一篇否定屠隆说,撇开笑笑先生与屠隆、与《金瓶梅》之间关联的文章《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相比。此文也终于来讨论他们之间的“三段论”了。遗憾的是,他文章开头的引子就把我说的“生即先生”强断为“主观解释”。其实,稍知一点他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

任访秋先生在本院1962年第2期学报上,发表了《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一文的第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任先生不但对《金瓶梅》推崇备至,说它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刻画”;而且对《金瓶梅》的作者也百般赞扬,大加吹捧,说这位作者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是十分荒谬的。下边着重就《金瓶梅》作者是否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这一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并从最近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一下任先生文章的不良影响。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还是艺人集体创怍,这是当前关于《金瓶悔》成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将《金瓶梅》成书的素材来源考证清楚。为此笔者已写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等论文,本文则就《金瓶悔》抄引话本小说问题作一考探,并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     

论《金瓶梅词话》讽刺艺术的特色

<正> 文学史上最早提到《金瓶梅》的讽刺,是明代的袁宏道,他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拿《金瓶梅》和古代讽喻散文《七发》相比,说明他已看出《金瓶梅》是一部讽喻性小说。但真正从审美角度论述《金瓶梅》讽刺艺术的,还是鲁迅先生。“作者之于世情,盖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鲁迅在此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揭露与讽刺并用的作品。当代艺术界普遍承认《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却忽视了《金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

拙作《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发表后,承蒙海内外前辈和同好的关注,但看法还不很一致。如在日本的杜松柏先生说,这犹如当年“考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一样,一扫以往的迷雾。”徐州的张远芬同志说:“‘屠隆说’是不能成立的。”对《金瓶梅》一书用力最勤的台湾魏子云先生说:“黄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所提证言,极有继续推究价值,我认为黄霖寻出的资料与推断,率多能够成立,比其他诸说之疑猜,符节多矣。”但他同时表示“尚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去澄清”。为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兹请当时容纳不下的部分内容和新近挖掘到的一些材料补述于下。     

《金瓶梅》作者是屠隆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学界对此争论数百年,迄今无定论。但从《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中查到的屠隆确实用过“笑笑先生”这个化名的材料看,笔者认为“笑笑生”即是屠隆。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瓶梅》全文引用的很能表达作者思想的《哀头巾诗》和《哀头巾文》,一诗一文在《山中一夕话》中恰恰被标明作者即是屠隆。此书上集所收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金瓶梅》版本若干问题探析——以西北师大图书馆藏本为例

西北师大图书馆藏《金瓶梅》可分为张评本和词话本,共有八个版式.其中,影松轩《第一奇书》、巾箱本崇经堂《醒世奇书正续合编》、在兹堂“李笠翁先生著”《第一奇书》为馆藏善本;民国初年,古佚小说会以万历丁巳本为底本,配以崇祯本图像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也得以珍藏和影印.不同的版本形态,为《金瓶梅》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文本依据.本文拟对馆藏《金瓶梅》的版本形态进行梳理和辨析,并从版式异同、文本内容、作者考辨、续书等方面探析馆藏《金瓶梅》的文本特色.     

关于《金瓶梅》编年的“隐喻”问题——敬复魏子云先生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方面研究有素,贡献颇多,已在台湾出版有七本关于《金瓶梅》的专著,是我们敬仰的国际知名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魏先生通过出版拙著的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他发表于1990年11月20日台湾《青年日报》关于拙著的《游艺小品——敬呈周中明先生》一文的复印件转给我。我仔细拜读了魏先生迭篇大作。他说:“昨在学生书局见到台湾版大陆周中明先生作《金瓶梅艺术论》一种……马上购买,未出书局即已选段阅读了近半。感受是有如驻足于黄河壶口,观黄河奔流之飞腾汹涌而下,又有如凌空于蒙古草原观牧人驱牛羊归牧时的飞奔疾驰之势,……”得到魏先生的这番热烈鼓励词,敝人甚感荣幸,谨表衷心的感谢。它实际上也表明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给两岸学入所共同带来的欣喜和兴奋之情。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