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改革大思路

当前，中国史学正处于一个异常复杂与严峻的时期。一方面，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研究日新月异，成绩显著，确实呈现出了繁荣之势。另一方面，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双重挑战面前，史学研究也步履维艰，前景暗淡，的确存在着危机之忧。史学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人们的希望与忧虑同步增长。那么，当代中国史学怎样才能摆脱困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笔者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通过改革，增强史学研究内部的生机活力，强化史学研究自身的“造血功能”，建构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从而赢得史学研究的新一轮辉煌。     

史学的革新

<正> 近年来,不时有人谈到史学的“危机”,也有人采用乐观的调子,说是“转机”。不论“危机”或“转机”,都表示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现行的史学内容和形式,已不能令人满意或不甚令人满意,从而要求有新的探索、新的突破、新的变革。这种革新史学的呼声是值得重视的。它促使我们认真检讨我国史学多年来存在的某些偏颇,注意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汲取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营养,解决在“开放”“改革”的形势下史学     

开放题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数学开放题教学是课程改革和推行素质教育的需要。开放题教学,能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特征,能发展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能对同类问题进行优化选择。但是开放题教学也有其不足之处,这就对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     

《汉纪》史论中的史学见解

荀悦对史学有很丰富的看法,在《汉纪》的史论中他对史学性质、功用、撰述要求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他的论述有一定的系统性,也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他的史学见解充实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时期历史教育的培养目标--历史意识

现代社会对历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确立新时期历史教育的培养目标势在必行。我经过慎重思考 ,参考同行意见提出全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教育目标———历史意识。希望这一教育目标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各种功能 ,使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

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真正源头,它在讲述内容、讲述主体、讲述对象、历史观念上都具有明显 的民众性特征。中国史学雅俗分流的格局正式形成于夏王朝建立之后。雅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与俗史学 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雅史学的长足进展对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俗史学长期被排挤于主流史学之外, 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十分不利。两宋时期,俗史学开始复兴。近代以来,俗史学更加受到 重视。雅、俗共同繁荣的史学新局面的出现,必将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产生的改革思潮与风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为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而积极研究西方各国历史。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变法维新思想高涨,维新派抨击封建史学,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观初步形成。资产阶级史学虽呈现一时的兴旺,但其本身的局限性无法促进史学的繁荣。“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史学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史学危机及其出路

“史学危机”的提出非自今日始,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有人提出我国的传统史学已经面临着危机;特别是近年来这一呼声更为强烈.“史学危机”主要是指传统史学的基本格局和观念与时代的反差越来越大.我们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在改革和开放的时代潮流冲击下所产生的一种忧患意识,它强烈地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要求变革传统史学的时代呼声.其次,就我国历史学的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史学理论,还是在史学内容或方法论方面,都显得有些陈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第三,在当前社会大变革时代,人们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现实各种社会问题,那些与改革课题紧密联系的学科为时代所宠爱,而古老的历史学则明显地受到了寒遇.十一届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关于实验教学改革的探讨

改革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要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发展,高校实验室应向学生全面开放,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随着实验教学改革的深入对实验教师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学校要培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实验教师队伍。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

中国左派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曾经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左派学人学习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组合、扬弃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了本土化的左派史学。中国左派史学对国际左派史学有承袭,也与它有竞争,并力图在竞争中获取本土史家的自主地位。     

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

博学传统是历史学科基本特点的体现，是历史通识的要求；从知识论上说，是一个时代知识多样性对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的博学传统是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点直接影响史学博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而博学传统促进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到了近代史学博学特点与史学近代化相联系，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得历史学的博学传统带上时代的特色。注意博学传统，创新史学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     

《通纪》历史叙事的特点与成就

历史叙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本为中国史学正宗,这是一笔优秀的史学文化遗产。陈建《通纪》在编年叙事上有五大特征,说明纲目体编年史也可以成为历史叙事的有效载体。仅有叙事也是不够的,《通纪》同时也是一部致用性、学术性相结合的优秀史学作品。     

在改革中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的认识

改革在我国已经走完了十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改革和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追求,同时也带来了矛盾、困难、痛苦、困惑和思索。人们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这样搞下去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每一项重大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所带来的震动,使人们一再地提出这个问题,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也一步步地深化了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的认识。     

校内教科产三结合机制的建立与实践

开放的社会和转型的经济均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就宏观层次而言的。从微观层面而言,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特别是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也不得不对以往的发展道路与人才培养模式重新审视,并以“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为契机,全面启动各个方面的改革。教科产三结合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一种模式正方兴未艾。     

中国古代史学关注现实精神的扭曲

中国史学的兴起发展,是以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褒贬是非为精神特征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统治者对史学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下,史学家从观念上越来越服从于现实统治者对史学的要求.这虽然保证了中国古代史学能够与现实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之中长期共存,不断发展,但却使史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性和现实的批判性精神.其不良后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