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新议

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武帝时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人,由“刀笔吏”到“致位三公”(《汉书·张汤传》,以下凡不注皆引此),以“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和“痛绳以罪”而震慴一时。自司马迁《史记》把张汤纳入《酷吏列传》以来,封建文人对张汤的评价,多半是毁骂加鞭挞,把他称为“酷吏”、“酷吏之魁”。例如明朝李贽在《藏书》内,不仅把张汤列在《贼臣传·残贼》一节,还大骂张汤是“坏尽”的“猾贼”,“害天下不小”(见《史纲评要》174页)。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汉代盐铁铸钱三大手工业

一、制盐的手工业盐铁专卖,为汉武帝时主要经济政策之一。盐在武帝以前情况;及武帝专卖以后情况。盐法在武帝未专卖以前,约分三类:一、是包商制。“史记货殖传”所记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郭纵、蜀卓氏、均以煮盐冶铁致富是也。(包商制的说明,详我所写的盐铁及其他采矿。见历史研究五五年六期。)二、是西汉王国自办制。“汉书吴王濞传”云:“东煑海水为盐、国用富饶。”潍县郭氏所藏齐地出土封泥,有“琅玡左盐”封泥。(郭氏各封泥现均藏北京大学历史系,)西安又出土有“玡左盐印。”玡为琅玡省文。上述封泥及汉印,皆为西汉初期齐悼惠王或齐哀王时物、是吴齐二国设盐官自办之证。三是汉廷自办制。“封泥考略”卷四、四十八页,有“楗盐左丞”封泥。楗为郡在西汉无王国,吴氏所藏封泥,又皆为西汉初中期物,是汉廷设盐官自办之证。当由治粟内史掌管,(即武帝时大司农,)后二类已开专卖的先声。     

从后人题诗来看董仲舒

董仲舒为今河北景县董故庄人，是西汉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做过江都相、中大夫和胶西相。他的官做得不大，政绩也远非显赫，然而他的思想却影响深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对古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明显的意义。他受到了历代官...     

汉宣吏治简论

西汉王朝的统治,到了武帝末年,已经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几乎重蹈亡秦旧辙。然而秦朝短命,二世而亡,汉武之后却出现了昭宣之治,汉祚得以延长将近百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我以为,除了其它原因外,昭、宣之世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方针,并为贯彻这一方针整顿吏治,选用“良民吏”,是个基本原因。汉宣帝刘询长自民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他在位二十五年间,竭力安定社会,整饬吏治,力求解决武帝末年以来的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从而一改武帝末国家“盛极而衰”的局面,使汉代社会出现了“吏安其职,民安其业”的小康局面。本文拟就宣帝在吏治整顿方面的特点及作用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透视西汉政坛风云，剖析政治集团斗争 ——读《西汉前期的政坛》

透视西汉政坛风云，剖析政治集团斗争──读《西汉前期的政坛》龙显昭陈玉屏同志的专著《西汉前期的政坛》，已由成都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６年１月）。该书论述汉高帝至武帝间包括吕后在内的六代政坛风云，时间跨度凡１２０年。专书讨论西汉前期的政治斗争，依个人所知，国...     

试析“文景之治”的政策失误及其影响

西汉文景时期上承“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下启武帝时代的繁荣强盛,历来号称封建社会的“治世”、“盛世”.对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特定历史时期,认真总结其成功经验固然必要,但科学剖析因统治者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种种社会积弊,或许更能对今人有所启迪.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两司马”是人们对西汉文坛翘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并称。自汉代班固论武帝得人,举凡“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来,历代论者即多以二人相提并论。如《北史·文苑序》谓汉自孝武之后,“扬葩振藻者如林,     

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逐渐形成重法、尚武、重农、诚信等社会主流价值观。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树立起自由、仁孝和追求富强的新社会主流价值观。武帝时期,汉政府对西汉前期价值观进行了调整,树立了讲求忠孝、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念。元帝以后,西汉中期以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变异,以至混乱。秦汉间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

一、对乐府是否“立”于汉武帝时期有关争论的简单回顾　　汉武帝“立乐府”之说 ,最早源于班固。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在《汉书·艺文志》和《两都赋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也说 :“暨武帝崇礼 ,始立乐府。”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亦曰 :“乐府之名 ,起于汉魏 ,自孝惠帝时 ,夏侯宽为乐府令 ,始以名官。至武帝 ,乃立乐府。”直至 2 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学者们多取此说…     

韩婴

韩婴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汉书》“韩婴传”及其他一些典籍,都记述他为燕队。乾隆《任邱县志·人物志》把韩婴列为“儒林”第一位,并明确记载:“邑城南有韩太傅祠。”任邱古为郑县,西汉时属幽州之涿郡;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属于燕国。所以说韩婴为任丘人不无道理。 韩婴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了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起初,黄老之术受到重视,得以流行。后来,儒家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宣扬,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汉初的博士宫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他曾仕西权的文、景、武三朝。文帝时为博士,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汉景帝明,韩婴迁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称他为“韩太傅”。汉武帝时,几次召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世之道。韩婴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史称“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韩婴传》)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他对《诗经》进行注释。“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从     

王莽与西汉的奴隶制残余

西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在迅速发展,另一面,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还严重存在。王莽作为西汉末期的一位地主阶级政治家,一度强烈地反对西汉的奴隶制度。他愤怒谴责奴隶制“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他严禁杀死奴婢,其中子王获杀死一奴,不仅严厉切责,而且立即令王获自杀抵罪;他极力主张限“奴婢、田宅、器械之品”;他严禁奴婢买卖,下令解放奴婢为“私属”。他曾经受到西汉末期广大吏民的拥戴。汉平     

略论董仲舒刑罚思想

本文意图从刑名法制的角度,探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们往往忽视刑名法制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方面,有人把刑名法制跟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学说对立起来。比如,在一部专门论述董仲舒思想的新著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汉初六十余年间,“在思想界是黄老法家和儒家关于‘刑’‘德’之争的问题。”(见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笔者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把“刑”和“德”对立起来,并把排除了“刑”的所谓“德”附丽在西汉大儒董仲舒身上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也缺乏应有的史实根据。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兴衰

西汉思想之演进,以武帝时期最为深刻,其前期承黄老之余绪并将之终结,其后期倡儒学之独尊并开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文化模式之先河,中间又杂以诸多申韩思想和法家政策。终整个武帝之世,黄老之学何以在其前期独盛?又何以在后期盛极而衰?本文立足于汉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发展命运,试图从“外缘”和“内在学理”上探讨其所以兴、所以衰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一、官僚行政体制之渐进秦自孝公始便以法家思想立国,“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士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始皇更系统地接受了韩非学说,…     

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

推行王田私属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所谓私属制,就是改奴婢曰私属,禁止买卖。史学界多认为此制“只不过是变其名而未改其实,除了欺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肯定了奴隶地位的固定不变”。对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土地兼并和农民大量沦为奴婢,是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明显,西汉后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所洞察,哀帝时议限田限奴就是证明。王莽在平帝时即掌握了西汉的政柄,他对此问题更是洞若观火。他始建国元年的诏令说,秦至西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状况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富者犬马     

晋武帝以外戚杨骏辅政考辨——兼论西晋宗师制度的设置

有汉以来,以外戚辅政的多为皇后父兄,且“后父”又是外戚辅政中的第一人选,故晋武帝择选杨骏为辅政大臣,乃是循汉代故事。车骑将军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其仪同三司,开府治事。武帝任杨骏为车骑将军之意颇明,即在贾充辞世之后,以其担任辅政大臣。武帝选宗师的标准是宗族中的耆老,有一定的威望,但又资质平庸,毫无政治野心。司马炎以宗室、外戚二股势力夹辅皇室的政治布局虽无大错,但问题是他看人不准,用人失察,完全低估了杨骏的政治野心。杨骏将篡改遗诏的时机把握得十分精确,即趁武帝临终弥留之机。晋武帝晚年的苦心孤诣,从其驾崩到杨骏、司马亮、司马玮等人被诛杀,不足一年便全都付诸东流。     

西汉的郎官及其在治理西域中的作用

郎官本为宫廷近侍,“掌宫廷殿掖门户”。西汉政权为巩固皇权,加强对各级官吏的控制,因袭秦制,进一步发展了郎官制度,大大扩充郎官人数,建立起庞大的郎官体系。郎官的职能也扩大到“论议”、“宾赞受事”、“执兵送从”等,许多郎官还往来于周边民族之间,直接参与处理边疆军政大事,对西汉政府维护和加强边疆地区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本文拟就西汉的郎官制度及其在统一、治理西域中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浅析我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儒家化的法制是中国传统的法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在中国历史上相传了两千多年。我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发展轨迹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中期“独尊儒术”是礼法融合的初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律”，儒家化进程加快；唐朝时“一准乎礼”，礼法结合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