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儒林外史》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一开始就借王冕之口批评明太祖“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的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其实王冕此时已经逝世,并没有说过这个话,而是作者虚构的。作者是个考中秀才后不愿继续应考的大家公子,他看不惯那些通过科举来追求功名富贵的“儒林”中人因而写了这部小说。他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肢解儒家经典语言,抽去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从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败     

论八股文的不同品位——兼谈古代文化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

实事求是看,明清八股文存在着“境界八股文”与“功名八股文”的对立。在明清文人的八股文理论中,区别八股文的不同品位成为一个很突出的主题。衡量八股文的首要标准应该看其作者是否文行一致———文的理论与行的实践的统一。明清两代一些有识之士是“境界八股文”的倡导者,也是八股文道德境界的实践者。承认八股文不同品位的客观存在,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八股文的有效职能,了解八股取士制度能延续近五百年的根本原因,进而回答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存在如此长久的问题。     

八股活法与明清小说评点的文学意韵

明清很多文人都涉足小说评点,他们生活在科举社会中,都曾致力于举业,在评点小说时,从评点方式、内容到评点语言、体式,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八股文理论,使小说评点的理论和风格带有鲜明的八股文色彩。综合小说评点借用的八股文文法发现,文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活法这一方面。八股文活法是对死法的灵活运用,小说评点者借用活法,意在表现小说作品的文学意韵。     

代公众立言——作文八股现象的思想根源

写作应是内心积蓄的倾吐,但当前中学生的作文多不从“一己心灵之体验”出发“,缺乏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为应试而模式化的训练,学生没有独立的思维和思考。古代的八股文毒害当时的读书人,现代的应试作文毒害我们的后代不亚于八股文,八股文已经寿终正寝,而应试作文却还盛行。”①我把当前中学生作文中经常出现的以内容的假、大、空和形式的程式化为主要特征的不正常的写作状况称为中学生作文八股现象。八股式作文体现了一种颓废的文风,更严重的是它扭曲了人性,毒化了心灵,阉割了个性,扼制了创造。破除作文八股现象是当今作文教改的最强音。     

明代黄汝亨的宗教经验与八股文观念

万历年间,宗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以非常微妙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鼓荡,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黄汝亨是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文选家,在准备举业、教授门生时,他屡屡谈及举业之文与佛经道藏的关系。通过梳理黄汝亨的宗教经验、知识结构以及八股文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年间,士子将佛典道藏的义理、词汇等融入官方的考试文体之中,突破了八股文的文体边界。但是,这种文体越界的最终结果却是强化,而非摧毁了官方的考试规范。     

陈名夏的八股文批评述略

明代不仅是八股文的形成发展期,也是八股文批评的发展和繁盛期,出现了众多在八股文批评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批评家,陈名夏以其对八股文制作的基本原则的阐述、明代重要大家制义风格的描述及晚明八股文坛流弊的批评而享誉明末清初的八股文坛,并对清代八股文选的编纂体例、选文标准、批评原则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八股文的解释学透析

明清统治者倡导八股取士,要求士人以八股文“代圣贤立言”,这种复活儒家经典“原意”的意愿,其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论题。从解释学的角度言,由于历史时空的制约和个人经验的不可取代,代言主体、代言中介和代言对象之间决不可能相互印合,且不说“八股文发明经典原意说”带有很大程度的假设性,即使是“八股文不背经典原意说”也不能自圆其说。这样,代位思考所产生的困境,又导致“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陷入了困境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功令文字,发轫于明初,发展变化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基本定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不属于文学范畴,仅为考试而设,但明清两代的读书人若欲出仕,就必须钻研其技法,以赢得考官的青睐,争来获隽的荣耀,打通仕途的入口.长期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撰文吟诗也无不有八股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从而令这一考试文体与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两代士人的心态.     

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转移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它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是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变化则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科举制度衰亡的必然性。经世之学的崛起与经古之学的复兴,挤迫了八股之学的生存空间;而西方新学的涌入,剥夺了八股之学的话语霸权,而八股之学又以科举制度为“安身立命”之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根基,也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亡。     

八股文的结构与写作策略

近百年以来,八股文名声欠佳,如党八股、官八股、学术八股、学生八股等语词所示,形形色色的反八股之声不绝于耳。单从文体学角度看,八股文凝结了精巧美雅的结构意识和修辞意识,较好地解决了文体创作中定法和活法的辩证关系,长于辨物析理,便于判分定等,因而是一种既适用于考试选拔又有一定借鉴价值的集成性文体。     

论蒲松龄的儒学思想和鬼神观念

蒲松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宗教鬼神观念具有矛盾性。宗教鬼神不过是借之发愤的手段,蒲氏对宗教鬼神有似信复疑的态度。虽然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而现实又迫使蒲氏对儒家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怀疑。作品中表现了他冀求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出于个人不平遭际,又对科举强烈批判;受明中叶以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氏作品表现出反礼教、反传统的新型道德观念。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

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陈白沙仕进愿望一度强烈,后因科场失利,回乡潜心学问。朱英、彭韶荐之于朝,乃属明代科举选士之外的特拔方式。陈白沙拒试吏部是恪守儒家关于在位者＂执礼＂的原则,以维护人格与＂道＂的尊严。     

明状元黄观“三元”考辨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科状元黄观“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的说法在科举史上一直是个谜团,不同的朝代、版本、专家均有争议。文章从黄观的出生历史、科考记录以及明代科举制度的变迁出发,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重新考辨黄观“连中三元”的史迹。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关于明代戏剧家沈自征经历的一段史实考辨

明代戏剧家沈自征其性格和气质颇具游侠色彩。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袭扰北京,沈自征奉大司马之命前往袁崇焕军营侦之,劝其入朝拜见崇祯帝。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否定沈自征曾有入“袁营”的经历。但据各种史料看,沈自征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的经历反映了明末的一段史实。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明代儒经学术与科举制衡作用下的儒家类丛书编纂

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正嘉自抒议论、隆万浅说评点、启祯儒经新说四个阶段。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形成了重视群经总义、注重指导举业文章、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学术与治道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