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扩”“坎陷”还是“虚通”？——现代新儒学的一条知识论线索

作为心体、本体的良知如何对接科学精神,是现代新儒家特别重视的问题。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学者,对此都提出系统而原创的观点。但是,学界往往重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而忽略了熊十力与唐君毅的观点。事实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扩"说与唐君毅的"良知虚通"说,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条思想线索。     

黑格尔对牟宗三儒学思想的影响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发展的概念,认为儒家的天理、良知可以通过"良知坎陷"这种自我否定和发展的方法,由此开出科学和民主等,来消解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并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将超越和现实、道德和知识等统一起来。但与黑格尔不同,儒家的道德理想使他保留了一些终极的正面和肯定的价值,并仍然带有一些二元论的影响。但黑格尔却类似于道家和佛教,其所追求的是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超道德的世界。     

论牟宗三的"新外王"说

牟宗三的"新外王"说,旨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圣"的道德价值主体中开出中国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道德主体如何"自我坎陷"而"曲转"为"架构"新外王的认知主体或形式理性来实现的.但这一独到深刻的见解也因此陷入到道德一元化的困境中.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文化生命内核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从其形成、结构、作用及其与"三统并建"的关系来看,它只是转换文化生命尽性方式的桥梁,文化生命则构成其理论内核。     

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

坎陷是牟宗三的重要概念,有两个具体指向,一是“坎陷的外王指向”,二是“坎陷的存有指向”。这两个指向虽然都离不开道德与认知的关系,但涉及问题不同,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坎陷的外王指向”内含“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三个要素。“让开一步”意指让开身段,以发展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这项工作必须在“摄智归仁”的前提下展开,不是嫌弃“道德无力”,不是主张“道德无用”。“让开一步”之后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此即为“下降凝聚”,这一义理可以借助“多重三分法”得到有力的说明。“多重三分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很大的学理潜力,代表着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不应轻易讥为“儿戏之论”。     

反向坎陷: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一种方法——评安靖如的“进步儒学”

安靖如的进步儒学,旨在将伦理的进步植根于创造性的政治实践中,他借助牟宗三的自我坎陷理论,沟通了伦理与政治,从而对进步性给出了保守性的解释。然而他忽视了牟宗三对政治价值进步性与伦理价值保守性的区分,以及伦理对政治的独立性,实际是以政治价值切入伦理价值的方式,使伦理进步取决于政治领域的实情。我们称之为"反向坎陷"的方法论。此方法论亦根植于儒家传统之中,只不过异于安氏所标榜的牟宗三的自我坎陷,而与荀子的礼义积伪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其进步儒学的儒学性和进步性能够同时得到解释。对比于当今其他儒学研究,反向坎陷亦可成为一种理论发展的趋势和导向。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从坎陷论的视角看李约瑟难题

坎陷论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由李约瑟难题直接引出的,但在学理上也有一定的关联。从坎陷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原因即在于其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了解不够充分,而这也正是坎陷论超越于李约瑟难题的地方。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李约瑟难题也就可以得到化解了。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以中国传统智慧会通和消化康德的第三批判——牟宗三美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以"无向判断"来代替传统"反思判断"的翻译,其深意是试图和中国传统道家"道无"的智慧挂上钩,以便强调审美的"无相原则"比起康德立于"道有"思维背景上的"超越原则"要高明些。牟宗三不同意康德把"合目的性"应用于审美判断,认为出了"滑转"和"混漫"的纰漏,并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知识机能,并不能充当自然和自由的"桥梁",应该依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直贯下来。此外,康德用来说明审美的"超越原则"是一种"外离"而不是"内合"方法。基于对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怀疑,牟宗三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妙"、"慧"来改造康德的鉴赏判断,指出"审美判断既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且是一种"无向判断"。因此,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应该就是"无相原则"。事实上,牟宗三是以"无相原则"去代替康德那个只在"分别说"层次上的"超越原则",并主张"分别说"里的美相还要到"合一说"里给"化掉",这样才能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境界。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旁通时行”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论“焦循易学”

焦循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他建构起用"旁通"、"时行"、"相错"等原则诠释易经的新的方向。其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对于卦象之间的变化的规则,不如说是在对于自然哲学的描绘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个关注于人的行为的实践领域的道德哲学系统。其核心在于,人的价值世界的构成,源自人的行为的展开,而行为的意义则来自对于天道的当位与失道与否。行为的意义可以经由悔吝而得到修正。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焦循的易学通过对于价值世界的建构,继承了先秦儒学的道德哲学,体现出易经所具有的积极的生命意义。     

道德优先论：康德与牟宗三比较

康德为解决理性运用中的统一问题,依据逻辑确定实践理性具有优先地位;牟宗三则依据中国传统资源认为德行优先于知识。对两者进行比较发现,道德优先是康德和牟宗三各自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提;因而道德优先论之花开出的结果必然是有待实践证实的道德理想主义。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