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

基于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考察,发现实行政教合一或者绝大多数公民不信教的国家往往实行的是集权政治,而实行政教分离且一种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一般都实行民主政治。这充分说明宗教与国家政治存在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政教分离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宗教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道德基础和价值支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宗教给国家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给现代政治制造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我们要努力发挥宗教在民主政治运行中的正功能,限制其负功能。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

马基雅维里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政治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切断了国家、君权与上帝的联系,使国家学说与宗教学说相分离,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的政治思想理论,也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与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就马基雅维里所持有的国家观、权力观、法制观等政治观点进行探讨.     

国家的合法性:柏拉图、儒学与我们的相遇

国家合法性问题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源头处即已被思考。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与儒学的国家理论在国家合法性问题上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 ,这就是他们都从超验的层面和经验的层面来提出自己的论证。一方面都强调有一个超验者作为国家永恒的根源 ,但是同时也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这些告诉我们 ,今天的政治哲学必须放弃极端自由主义、告别乌托邦 ,同时 ,重视道德因素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意义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民族主义一族一国的理论,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然而在多个民族存在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如何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纳入到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如何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向心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有赖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前提,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论宗教与民族

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宗教，还是对民族，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过自己的宗教，一定民族的社会生活蕴育、产生了该民族的宗教。宗教产生以后，又在各民族的发展中逐步壮大，并对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及精神生活产生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在当今世界，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不仅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影响着世界政治，令世人关注。因此，研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之后：道德通向宗教的康德式与黑格尔式

道德通向宗教的逻辑过程分别体现于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康德式是道德"导致"宗教,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至善之实现需要以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为公设;黑格尔式是道德"走向"宗教,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道德环节良心之内在缺陷的克服不可避免地需要走向宗教,从自身确定性的精神走向精神的自我意识。他们都以理性哲学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传统的信仰。据此提出"道德之后"这一普遍性的问题,并反观中国道德哲学体系,儒道两家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天人合一与回归"道"的原初世界。     

但开风气不为师--论邓小平理论创新的人格特征

由于实践和时代的不同,邓小平理论创新的人格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永恒的创新倾向--不仅保证了邓小平始终引领理论创新的潮头,也为他的继承者从事理论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平等的创新习惯--使理论创新走向大众化和多元化,为理论创新建造了一个空前广大的平台;无我的理论创新情操--不仅源自他崇高的道德情操,而且源自他崇高的政治情操,源自于他对国家和民族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回到人性本身:休谟宗教哲学的伦理旨归

休谟是现代宗教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宗教哲学的主要目标是要理清道德与宗教的关系,还道德以本来面目.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休谟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对自然神论展开了分析与批判,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批判理论.通过对这种宗教批判理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休谟宗教哲学的伦理旨归:理性宗教不能作为道德解释的基础,宗教与道德无实质关联,宗教对道德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人性中的自然情感对道德的影响恒久有力,因而道德解释必须回归到人性本身.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许多中国跨境民族,这些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文化风俗相同,血脉相连。加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增进跨境民族内部和跨境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用经济文化纽带将中国跨境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连为一体,培养他们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改善周边关系、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探索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途径,不仅对于解决我国的跨境民族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实现世界民族的"和平跨居"也有重大启示。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对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古希腊民族精神的转变相应，促进了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在礼俗上，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城邦伦理转变为个人道德；在宗教上，主体意识使神谕转变为理性神；在哲学上，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是对希腊自然哲学和智者哲学主体意识的扬弃。苏格拉底理性主体意识处于希腊精神哲学的上升时期，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论准备。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直接开启了希腊哲学的繁荣时代，其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希腊的文化和哲学都达到了繁荣。     

韩非子学说的特质

面对争利为主、吞并天下的战国时代,韩非子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强大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在相对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韩非子提出了具有准军国主义色彩的富国强兵方案。这套方案貌似粗俗与极端,但韩非子的"道理论"为这套方案提供了深刻的根据,从而使得韩非子思想与策略体系显示出较大合理性的特征。     

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在先秦政治思想家中 ,韩非以批判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主张“法治”而著称于世。笔者认为 :利益观是韩非思想的逻辑起点 ,也是其政治体系的价值准则 ;利、威、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机制 ;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之比较研究

在政治学领域,中国的韩非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们对于特殊政治形式———君主专制的深刻认识和大力鼓吹,不仅在实践上对于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理论上对于人类政治学说的发展,也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韩非子与现代性——一个纲要性的论述

迄今为止,对先秦哲学最正面的评价是将其与古希腊哲学做比较,并称其为轴心时代的哲学。实际上,中国古典思想不但是政治哲学之一种,而且由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与西方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更具有可比性,所以先秦思想家所处理的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些现代政治哲学家中,韩非子最好且最明确地展示了他对这种时代变动的理解。他对古今之别的论述,依然可以为现当代的道德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争以及其他现代性问题提供洞见。通过对他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也可能加深我们对现代性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进行更深刻的评价。     

“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

长期以来,有人一直以汉族和汉族政权为中国,视辽金为外国。张博泉和费孝通提出的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理论上解决了辽金为何是中国的问题,促进了辽金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中国多元一体理论,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学术概念,符合辽金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朝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实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     

《解老》、《喻老》的法家思想

韩非不仅以道作为君主立法施政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以道的原则引导君主具体操作施行;韩非以法释"德"的倾向是很明确的。可以这样说:经韩非诠释之"德",可能已非老子本义,但这不影响老子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甚而至于因为有了不是老子本义的观点,激起了不愿苟同的研究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而促成了老学的发展。这是韩非以法释德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便是,韩非以法释德客观上确实起到了防范民人触犯刑法的理论劝导功能,这一点,不但需要作深入研究,而且需要作正确的评价。     

韩非论臣

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有的只是利益的争夺。＂明主＂要能严格区分手下臣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臣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他将君主手下的臣子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指出了不同的控制及治理措施。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韩非政治权术思想初探

韩非是我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由于他的强国思想不能得到韩王重用,因此精力用于对政治的研究,他的权术理论贯穿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始终,君本思想与对术的偏爱便构成韩非学说的基本内容。本文从韩非的人性观入手对其权术思想作以探讨。     

略评韩非非道德政治观

韩非反对道德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的目的不是追求道德上的良善,而是争取国力强盛,维护君主的权势。韩非的非道德政治观超越了先秦其它思想家的道德政治观以及贤人政治理论的局限,肯定了追求利益行为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