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食”:华夏之“礼”生成的重要场景

先秦先民们的饮食活动是华夏之"礼"的一种主要来源,"谷""肉""酒""乐"组合形成了"食礼"的最初形态。"食礼"由"物"逐步转化为"事",由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观念,"食礼"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礼乐"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祭"是"五礼"的首要内容,先民们通过祭祀活动以"反本修古""不忘其初",生食—玄酒—大羹正是"以嘉魂魄"的祭品组合。先民们日常生活之"食"中也处处体现着"礼"的观念,比如:"筵席"中显现尊卑,"轻财而重礼之义","节嗜欲"体现修养,"养"是"孝"与"敬"的基础内容等。"礼"不离"食"是华夏之"礼"的重要特征,先民们对"食"的烹制与调和也为中国审美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重要场景。     

学术旨归:古今之别与中西之异

学有中西还是学无中西,不能作笼统的追问和回答。在所指的意义上是学无中西的;在能指的意义上又是学有中西的。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相遇之后,中国学术的演变呈现为辩证展开的轨迹和过程:中学→西学→中学的本土化。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检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日益走向自信、中国问题的个案性的凸显、西方中心论的解构,成为中国学术本土化诉求的时代契机。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一种现实主义的分析

行政区划体制是政治体制或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今天 ,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同样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必须积极地、创造性地对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进行改革。然而 ,在行政区划体制改革问题上 ,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改革激进论”和“改革缓行论”两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对此 ,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即从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特殊规律和我国当前的改革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现实主义的分析 :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何以可能 ,又如何可能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论明洪武朝官员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实践

明初洪武时期,为了解决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一些朝廷官员或提出了积极可行的见解,或在实践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从这些官员的具体言行来看,威德并行是他们对民族问题见解与实践的核心内容,其中德怀是主要的,威服是次要的。这些官员主张德怀为主,威服为辅,主要是受儒家文化、传统民族观、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和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朝廷官员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实践,促进了明初民族政策的完善与推行、民族关系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改革文学:“合法性”修辞的建构与质疑

在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中,以《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品都致力于改革闯将形象的塑造。在这些改革者的形象修辞中,权力意识和现代特质以及改革者的道德纯洁性是突出表现的重点,改革文学大都力求突出这些特点,这使改革文学的写作体现出高度的同质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写作样式。这种主流写作样式既突出了改革闯将们的形象特质,又遮蔽、忽视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命题,而另外一些作家对改革的内在矛盾命题的发现和追问恰恰表现出文学具有的丰富和复杂,他们的追问与反思也显现出现实的意义。     

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     

葬礼:面对死亡的社会安排 ———城市环境下葬礼仪式浅析

通过实地观察和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访谈，描绘了天津市城市内部现有的国家规范框架下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以及附着在这个框架下的民间习俗的现状，试图通过对国家规范框架下的“正式”葬礼仪式及与其相对的“非正式”仪式——家庭告别仪式的程序形式的简略描述，展现在城市中普通个人的葬礼基于公共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场景所采用的不同仪式过程。这是民间习俗对规范仪式的补充，同时也是“正式”规范对这种“非正式”实践的通融和消化。在描述现状之外，作者试图讨论蕴含在葬礼仪式中，不同死亡个体的葬礼仪式形式、规模及参与者等方面的区分所展现出的一种社会对死亡个体生前所处社会结构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反映了仪式所处社会背景的秩序和结构，也强化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判断标准。     

关于中国礼文化研究的思考

世界文化有两大类型,即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中国文化整体上是一个礼文化模式,具有原生性、循序渐进性和包容性。通过分析和揭示中国礼文化各个方面的特征,及其所决定的儒学（儒教）的特点和走向,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差异不是简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是有着整个体系的差别。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春秋礼治思潮略论

春秋时期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在当时各国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礼治思潮;礼治思潮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广泛的思想观念的探讨,商周宗教迷信思想和文化观念被扬弃,人文思想勃兴成为春秋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此后人文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论《南华真经》礼学思想

对于任何社会,礼都是不可或缺的。《南华真经》一方面反对世俗礼制,认为俗礼的出现标志着人际关系的疏远,是"相伪"的表现,会造成财富的浪费,甚至堕落为人们盗取名利的工具,促使人性变坏;另一方面,又提倡能够表达真情、带有理想化的"至礼"。然而当《南华真经》面对现实社会时,又不得不在不同的层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兼顾了"俗礼"和"至礼"。     

在仪式中获得永生的有限存在者1--关中丧葬仪礼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扶风丧葬礼仪是乡民社会小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丧葬仪式中,逝者的文化身份在“血地一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准确定位,在繁复多样的仪式中,痛失至亲者的情感得以宣泄,并获得精神的慰藉,个体对于死亡的恐惧得到克服。丧葬仪式实现了个体生命的象征性“永生”。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民国初年法官制度改革刍议

本文以民国初年（1912—1928）的法官制度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充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了民国初年实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的一系列新式法官制度，推进了司法独立的进程，使法官能够恪守中立，严格依法审判，选用精英出任法官，使法官能够严格职业操守。同时，对其中某些制度实现程度的有限性和弊端也进行了客观评价。     

试论清末民初戏曲改良运动的局限性

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以爱国、民主为主导思想,推动戏曲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革新,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戏曲改良运动存在着指导思想不科学、衡量标准不统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振兴戏曲,建立正确的戏曲观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